本文旨在探究互联网对于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通过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分析, 发现互联网虽能显著缓解农村家庭在总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方面的不平等, 但对缓解经营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有限, 且会加剧农户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相较农村家庭的互联网使用情况, 其对互联网的应用易通过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来影响农户收入不平等, 验证了农村内部数字鸿沟的存在.基于这一发现, 本文从家庭收入来源分析了其影响机理, 发现互联网主要通过拉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来减小工资性收入差距, 从而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同时, 拥有原始资本积累的家庭更容易受益于互联网, 将会加剧财产性收入不平等.此外, 本文引入因果森林算法, 以人力资本为视角, 剖析了互联网影响农户工资性收入不平等和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在个体层面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 工资性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主要体现在低人力资本农户, 而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主要体现在高人力资本农户.

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推动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和提升中国经济韧性的关键举措. 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之一, 工业机器人依靠数字技术和大数据算法来执行各项任务, 改变了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模式. 本文根据中国2012——2019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 探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韧性的影响. 研究发现, 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增强了企业韧性, 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 机制检验表明, 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两条机制增强企业韧性. 异质性分析发现,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韧性的积极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产品技术复杂度高、技术匹配度高以及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 本研究为人工智能经济后果研究增添了新的证据, 拓展了企业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文献, 也为通过人工智能增强企业韧性, 进而提高中国经济韧性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政策启示.

推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对于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带动我国数字经济做大做强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立足管理者角色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 使用基于偏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构方程模型 (partial least square-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 实证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前因. 研究结果表明: 1) 企业家精神、 数字文化宣传者、 组织结构变革者等管理者特征, 以及感知能力、 学习能力、 整合能力、 协调能力等企业动态能力, 均正向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倾向及产出; 2) 进一步分析发现, 管理者特征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动态能力水平, 且管理者特征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果受到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调节; 3) 上述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及不同地区的企业之间存在异质性. 上述结果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前因的相关研究, 为企业培养数字时代管理者并提升动态能力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实践路径.

作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手段, 产业政策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文基于“九五”至“十一五”时期省级地方政府五年规划文本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 构建一个交错型DID识别策略, 实证分析了地方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 地方重点产业政策能够通过成本效应(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低息贷款)和竞争效应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地方重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式均会对产业政策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结合地区比较优势制定以及分散化实施的地方重点产业政策效果均更好. 本文的研究为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提供了中国经验上的证据, 从而为政府更好地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输煤转输电”对于改善能源受端地区生态环境和减少煤炭消费具有重要作用, 但现实中却陷入困境. 本文基于“三西”地区向京津冀地区“输煤转输电”实践, 利用多区域CGE模型定量分析了“输煤转输电”对二者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应. 发现当前“输煤转输电”能源输送转型困境的根本症结在于能源送端与受端地区之间利益失衡, 即京津冀地区大气环境获益而“三西”地区却遭受大气环境和经济双重负面冲击. 本文结合“十四五”大气环保目标, 得出2021——2025年“三西”地区向京津冀地区“输煤转输电”的年均增长合理区间为[14%,27%], 提出对两地区开展联合大气治污的环保优化税率区间, 以及经济补偿和分配方案. 本文为摆脱“输煤转输电”转型困境提供了破解路径和方案参考, 有助于京津冀地区顺利完成生态目标.

内资和外资企业在经营决策、 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敏感程度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参与国际产业转移时也将呈现截然不同的模式特征. 因此, 在当前国际重大突发事件频发及其导致的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的背景下, 厘清内、 外资企业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异质性, 将是推动双循环格局、 保障供应链安全的重要前提. 本文构建了测度区分内、 外资企业的产业转移价值量的模型方法, 对2005—2016年间中国内、 外资企业参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异质性情况进行了探讨. 结果表明: 1)从规模分布来看, 中国内、 外资企业整体上均为生产活动承接者, 前期呈稳定增长态势, 但2014年以后增长势头趋缓, 甚至出现对外净转出趋势; 内资企业参与的国际产业转移规模始终保持在产业转移总量的80.0%左右, 但从转移产出比来看, 内资企业始终远低于外资企业, 两者之差在2005-2016年达到14.1个百分点. 2)从转移类型来看, 内资企业主要通过中间产品参与国际产业转移, 外资企业通过最终产品参与国际产业转移的比重远高于内资企业. 3)从行业构成来看, 内资企业主要通过承接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参与国际产业转移, 而外资企业则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为主. 4)从内外资企业的相互替代来看, 内资企业总体上对在华外资企业产品存在较强的替代效应, 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仍呈现出内资企业产品持续被在华外资企业替代的态势.

绿色发展涉及面广, 涵盖范围大, 利益诉求差异性使得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三方在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博弈中无法达成有效共识. 本研究基于绿色偏好视角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分析了绿色监管、绿色转型和绿色债券投资行为决策之间的相关性. 研究发现, 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绿色偏好大小对绿色发展存在不同影响. 企业绿色偏好对绿色转型起决定性作用. 首先, 当企业的绿色偏好较大时, 即便政府不进行绿色监管或金融机构不投资绿色债券, 企业仍然会进行绿色转型生产. 而企业绿色偏好较小时, 会出现政府做出绿色监管决策但不产生政策效应的现象. 其次, 当企业的绿色偏好大小处于特定区间, 而金融机构和政府的绿色偏好较大时, 存在绿色转型和绿色债券发行同时成功或同时失败两种可能. 最后使用数值模拟方法验证了本文主要结论.

文章以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创新性地构建企业数字创新指数, 实证检验了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带来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专门化效应"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 研究发现: 1) 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对企业数字创新具有显著促进效应; 2) 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主要促进企业数字商业模式创新; 3) 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会通过优化数字创新司法环境、 降低数字创新溢出损失及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等机制促进企业数字创新; 4) 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对小规模、 非国有及低竞争行业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5) 知识产权法院设立显著提升了数字创新(尤其是数字商业模式创新)企业的市场价值.

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过程,包括技术研发和技术应用两个环节.在传统的技术创新与工资收入差距经济模型中内生刻画技术应用环节,并厘清技术应用与工资收入差距的关系.本文基于中国的数据,对理论模型的研究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本文重构了技术创新与工资收入差距的关系模型,从理论层面论证技术研发和技术应用对工资收入差距的作用及机制,并突出了技术应用的重要性;技术研发和技术应用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明显不同,技术应用有助于缓和工资收入差距,但技术研发却扩大了工资收入差距,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发现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技术应用主要通过市场化程度、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市场交易等机制,发挥其缓和工资收入差距的作用.本文的现实含义表明,政府需要高度重视技术应用,仅仅推动技术研发是不够的.换言之,技术研发只有进入生产过程实现技术应用,才能改善工资收入差距,进而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扎实推行共同富裕.

建立及完善商业银行财务柔性维度的监管机制, 对于防控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选取 2010-2021 年中国上市银行季度数据, 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财务柔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表明: 1) 财务柔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具有促进作用. 相对于国有银行部门和经济下行期, 财务柔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非国有银行部门和经济上行期. 2) 信贷过度扩张和表外业务在财务柔性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关系中承担着多重中介作用, 财务柔性主要通过加剧信贷过度扩张与提高表外业务渠道来促进银行系统性风险, "财务柔性-信贷过度扩张/表外业务-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传导渠道均有效. 3) 资管新规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两者关系具有非对称性调节作用. 资管新规的实施会减弱财务柔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促进作用, 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提高则会加剧财务柔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促进作用. 4) 区分财务柔性类型的进一步研究表明, 现金柔性和债务柔性均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具有促进作用. 该成果将为提升银行财务柔性监管效率及防控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 必须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本文利用2015、 2017以及2019年三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实证研究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研究发现, 缴存和提取住房公积金显著提高了家庭消费水平, 并改善家庭消费结构. 稳健性检验表明, 在更换核心变量定义方式、 替换工具变量以及放松工具变量排他性约束条件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 异质性分析显示, 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有房、 低收入以及中青年家庭消费产生更大的影响. 进一步研究发现, 缴存住房公积金能够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 提取住房公积金能够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并缓解流动性约束, 从而促进家庭消费. 本文提供了住房公积金制度促进家庭消费、 改善家庭消费结构的微观证据, 可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高质量发展和“双碳”战略目标要求兼顾经济收益和环境成本. 跨国投资在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同时, 也带来属权经济收益分配和属地碳排放责任划分的争议. 本文基于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国际间投入产出表, 采用反事实和情景分析方法探讨投资布局调整引致的全球价值链结构变动及其对中国国民收入和碳排放的影响. 研究表明: 2005-2016年全球价值链结构变动对中国国民收入和碳排放的累计正向贡献分别为15.23%和20.50%; 以2016年为基准, 若所有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经济体均撤走在华投资, 其引致的产业迁出将使得当年中国国民收入下降8.37%$\sim$8.71%, 生产侧碳排放下降12.32%$\sim$12.88%, 单位减碳的国民收入损失约为800美元; 若在此过程中, 中国能积极参与并主导全球产业链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 单位减碳的国民收入损失约为700美元, 略小于发达经济体主导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本文通过预判全球价值链结构变动的经济和环境影响, 可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了需求信息不对称环境下绿色供应链成员的最优决策, 重点关注以下三种情形: 制造商和零售商均风险规避, 仅零售商风险规避, 仅制造商风险规避. 讨论了风险规避系数和信息不对称对绿色供应链成员最优决策及其效用的影响, 进一步在三种情形下分别引入成本共担契约来优化绿色供应链性能. 研究表明: 风险规避系数的取值、 产品绿色度及零售价格对市场需求影响的相对大小会对最优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种情形下信息不对称均会降低制造商的效用, 但是对零售商效用产生的影响与制造商对市场需求评估值的大小有关; 不管信息对称与否, 制造商和零售商对三种情形的偏好序列是固定的; 在满足一定条件时, 三种情形下成本共担契约的引入均可以提高产品的绿色度, 并实现绿色供应链性能的帕累托改进.

供应商和客户是企业在供应链上的重要利益相关者, 探讨供应链结构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作用是我国顺利实现“双碳”目标的微观基础. 本文以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为对象, 探讨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实证结果表明: 供应链集中度上升会抑制企业ESG表现, 该结论在讨论测量误差、 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后依然成立. 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ESG表现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 占据较高市场份额、 具有较低创新能力和较高机构持股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供应链集中度通过提高经营利润波动、 运营冗余和未吸收财务冗余抑制企业ESG表现. 经营期望顺差增强了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ESG表现的抑制作用, 经营期望落差则会减弱供应链集中度的抑制作用. 本文深化了人们对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 为企业强化供应链管理与提升ESG表现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针对高铁快运网络货物运输配装优化问题,本文提出既有旅客列车捎带模式下的货物运输两阶段配装方案编制方法.第一阶段基于高铁快运网络采用K短路径算法计算货运需求可行路径集;第二阶段结合需求运输路径类型、 列车装载状态以及列车跨线运行情况,构建运输配装方案优化模型.此外,由于组合优化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模型非线性和多变量特点,传统粒子群算法求解不同货运规模下的运输配装方案模型效率较低.因此,本文通过循环迭代优化运输路径和货物配装方案,提出改进的嵌套粒子群算法以提高求解效率和精度.最后,本文以哈大客专、 京沈客专、 长白乌等10条高速铁路及动车组运行线路构成的路网为例,验证运输配装方案模型和算法的有效性.案例结果表明,考虑开行跨线列车的运输配装方案优化模型减少了约5%的需求滞留量.此外,嵌套粒子群算法能够有效求解大规模高铁网络货物运输配装问题,在求解效率上较经典算法提升约20%.

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实践证明,政企合作储备与运输应急物资有利于更好地备灾、 救灾.尽管我国的政企合作已经初具规模,但是无论是研究还是实践中,这些合作主要考虑的仍然是双方的成本,忽视了灾民长时间缺乏应急物资所产生的痛苦,而减轻这种痛苦恰好是应急物流的根本目的,是应急物流与商业物流的本质区别,有利于更好地贯彻"以人为本"的救灾理念.为此,本文引入匮乏成本,用以衡量灾民因缺乏应急物资而产生的痛苦,并以此为基础针对以下核心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 1)在考虑异质化运输条件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应急物资的储备量以及价格以保证政府与企业达成双赢? 2)不同的应急物流情境(不同的应急物资、 需求分布以及匮乏成本权重)会对政企合作造成怎样的影响? 为解决上述研究问题,本文建立了基于斯塔克伯格博弈的政企合作模型,并通过数值算例以及敏感度分析,对模型的可行性进行了验证.本文通过引入匮乏成本,提出了由于长时间物资匮乏造成的灾民痛苦的衡量工具,拓宽了政企合作应急物流的研究思路,有利于践行"以人为本"的思想,为实际应急物流运作提供模型工具与理论基础.

数字经济在产业绿色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探究产业数字化的减污降碳效应和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利用Eora全球供应链数据库提供的中国1991-2008年投入产出表以及匹配的行业环境和能源消费卫星账户,从要素生产效率的视角实证考察了行业数字化投入对碳排放和污染排放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行业数字化投入对碳排放和污染排放均存在非线性影响,这种影响在缓解数字化投入的内生性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投入对减污降碳的非线性影响主要由数字化投入水平高低和要素生产率高低同时决定.在所考察的样本期内,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存在数字经济的“生产率悖论”,这主要是因为数字化投入早期来源数字基础设施行业的数字化投入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导致,要素生产率与数字化投入呈“U”型关系,而排放量与要素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样本期内的数字化投入和要素生产率均处于较低水平,数字化投入通过“负负得正”的效应促进了行业减污降碳.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投入对中高能耗行业、制造业、资源密集型行业以及行业处于较高出口依赖度时具有更强的减污降碳效应,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研究内容为对于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服务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及加强绿色供应链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为充分发挥应急物资协议企业储备模式的优越性, 利用期权契约建立政企合作关系, 在考虑企业可同时选用实物与生产能力这两种物资储备形式的情况下, 给出企业在期权执行价格及灾害事件发生概率满足不同条件时的最优储备形式选择 (单一实物储备, 单一生产能力储备, 实物储备+生产能力储备) 及对应储备量, 并在此基础上设计相应的供应链协调机制, 分析相关因素对协调机制, 储备策略及政企双方成本利润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所设计的协调机制具有较强的鲁棒性;当企业采取双储备形式时, 较高的灾害事件发生概率会导致实物储备量增加及生产能力储备量降低, 但物资现货市场采购价格的上升仅会导致生产能力储备量增加; 无论企业采取何种储备形式, 政企双方的成本利润均随灾害事件发生概率和物资现货市场采购价格的增加而上升, 且权利金的降低会提升双方成本利润对相关因素变化反应的敏感性; 随着灾害事件发生概率和物资现货市场采购价格的上升, 企业储备模式的优越性将愈发显著.

在新时代背景下, 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城市发展效率提升, 而数字经济在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驱动作用. 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发展效率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 并采用时空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发展效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研究发现: 1)数字经济明显促进了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的城市发展效率, 并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仍然成立; 2)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来促进城市发展效率提升, 但提升作用受限于土地效益的减低, 同时产业融合、 技术进步以及城乡融合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机制作用; 3)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发展效率提升的作用呈现出"先降后升"的非线性变化趋势及空间溢出特点; 4)数字经济对城市发展效率的影响存在城市等级和地理区域异质性, 即在行政级别高和人口规模大的城市, 以及东部和北方地区, 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发展效率提升的作用更为明显. 以上研究结论意味着, 当前我国应以城市发展效率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考量目标, 并将数字经济发展作为驱动城市发展效率提升的主要动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将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融入到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本文通过构建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社会核算矩阵, 模拟不同分配政策下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以及农村居民消费基尼系数的变化, 以探寻完善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分配政策有效路径. 研究发现: 扩大中等、 扶持弱者分配政策不仅能促进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增长, 而且能将农村居民消费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是相对较优选择, 而绝对公平、 绝对效率分配政策是相对较次选择; 政策模拟显示, 教育文化和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增长幅度最多, 食品烟酒消费反而减少, 显示有效的分配政策有助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升级转型; 初次分配制度是促进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主导机制, 再分配制度是促进农村居民共同富裕重要手段, 第三次分配制度是有益补充. 为此, 提出政策建议: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推进实现共同富裕;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网络SBM模型具有考虑系统内部结构、 不要求投入或产出等比例改进等优点, 但传统网络SBM模型在测算效率时未考虑内部中间产品或中间产品的改进方向不明确, 导致模型存在无法测度子阶段效率、 子阶段目标与整体目标矛盾等情况. 本文提出一种目标一致型两阶段网络SBM模型, 优化了中间产品的改进方向, 重新考虑了整体目标函数与子阶段目标函数, 使得在提高决策单元投入产出水平时子阶段改进目标与整体改进目标一致, 改进过程更加符合实际生产情况, 并且该模型整体效率等于子阶段效率乘积, 避免了传统加权求和方式带来的主观性和偏向性. 将其应用于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测度中, 实证结果表明: 目标一致型网络SBM模型的评价结果相较于传统模型更加合理, 所给前沿投影能够让无效决策单元达到DEA有效状态.

新行业比较优势如何出现以及优势行业如何维持是探究经济增长路径的根本问题.本文使用2010-2020年各省133万家企业注册大数据研究了知识溢出和政策干预对比较优势显现和维持的影响,并从行业特征和省份特征层面进行了多种异质性探讨.研究发现,知识溢出促进了新行业比较优势的出现,但只有省份内部关联行业之间的知识溢出有利于已有比较优势的维持.全国层面的产业政策没有提升被扶持行业比较优势出现的概率,但增加了重点发展行业的份额.发展比较优势方面,高知识含量和高地理集中度的行业在知识溢出中得到的收益较低;中西部省份和专业化程度高的省份在行业发展时更依赖于省份间知识溢出.进一步分析发现,发达的公路系统有助于增强省份之间知识溢出对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人口净流入高的省份充当知识外溢的角色.省份之间的知识溢出对重点行业发展政策的发挥有正向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为提升行业多样性提供了经验证据.

欧盟《新电池法》的执行加剧了市场对回收电池的需求, 单一渠道回收退役动力电池已无法完全满足生产需要, 双渠道回收模式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本文首先提出了单渠道回收退役动力电池模型, 并在所提模型的基础之上拓展出两种双渠道回收模型, 分析了不同模式下关键参数变化对均衡结果的影响, 探讨了双渠道回收模式下政府补贴对供应链成员策略偏好和回收激励的影响. 研究表明: 1)市场规模、市场折扣系数、翻新成本、价格敏感系数的变动会引起供应链成员策略的调整, 增加营销投入提高市场对翻新电池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对供应链成员总是有益的. 2)更加严格的环境政策下, 电池制造商(BM)、第三方电池回收商(RM)选择RE模式更有利, 而RB模式可以帮助新能源汽车制造商(EV)削弱环境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政府补贴对EV和RM的激励更加显著, 对BM的激励则非常有限. 4)严格的环境政策总是会降低供应链整体利润, 而政府补贴有利于提高供应链整体绩效. 无政府补贴时, 宽松的环境政策下应选择RB模式来提高供应链整体收益, 否则单渠道模式有利于提高供应链整体收益. 有政府补贴时, RB模式始终对供应链更有益.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管理见解: 供应链成员应当增加营销投入提高市场对翻新电池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 政府补贴可以有效激励EV和RM参与回收退役动力电池, 而针对BM的激励政策则应当更加多元化. 本研究仅考虑了政府补贴对供应链成员绩效水平的影响, 未来将会进一步探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对供应链成员策略选择和电池循环利用的影响.

企业采用“跑马占荒”的形式抢占森林资源, 造成了资源浪费, 不利于国家“双碳”目标的推进. 本文以林业碳汇项目股份合作模式的开发为研究对象, 考虑项目开发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 构建项目开发企业与林农双方的随机微分博弈模型, 明确了项目内部自发合作的条件和不同的外部冲击对项目开发的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首先, 在监管部门对项目开发企业实施强监管、对林农弱监管时, 且林农分得的碳汇收益比例低于项目开发企业的情况下, 能够实现项目内部的自发合作, 缓解了监管压力. 其次, 收紧碳配额将有助于提高碳汇价格均值; 将更多的行业、企业纳入碳交易范围有助于降低碳汇价格方差. 对于林业碳汇项目刚起步的现阶段, 若要有效激发项目参与主体的积极性, 应以实施紧缩碳配额或实行碳税政策为主, 随后逐步将更多的行业纳入其中. 最后, 越严格的监管环境和越高的碳汇收益分配比例可以促使参与主体在更短的时间内进行策略调整, 政府的财政补助不会对策略调整速度产生影响, 但是会激励其行为努力水平.

本文结合数据包络分析(DEA)与合作博弈理论, 设计公平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首先建立体现联盟内外部效应的新型交叉效率, 这种交叉效率既保留了传统DEA交叉效率的互评本质, 又考虑了联盟内部和外部在绩效评价中的差异性,通过赋予决策单元相应的权重, 体现联盟内外部不同决策单元重要性的差异; 其次, 基于新型交叉效率建立合作博弈的特征函数,证明特征函数的超可加性以及相应合作博弈的核心非空性; 进一步地,根据特征函数, 利用Shapley值设计资源分配机制; 最后, 通过数值算例和实证分析展现新型交叉效率和权重设置的应用价值.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引擎,推动了就业结构转型.文章从投入-产出视角构建综合数字经济指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半参数广义可加模型(GAM)探究数字经济对农村女性就业的动态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女性就业特征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总体来看,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收入呈上升趋势,工作时间呈下降趋势; 较高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女性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从事制造业的促进作用减小,对女性从事高质量服务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农村女性可支配时间、累积人力资本和拓展信息获取渠道影响就业.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能农村女性的就业和收入促进作用更强; 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农村女性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因此,既要注重数字经济的发展,亦要关注农村女性适龄劳动人口知识技能素养的提升,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资本累积效应,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要求.

考虑海风及恶劣天气所造成的中断影响, 研究了在航船舶尾气无人机监测问题. 针对海洋气象复杂多变的特点, 提出了滚动计划框架, 重点考虑船舶可服务时间窗、 船舶实时和动态位置、 无人机最大遥传距离、 飞行速度与电池电量限制及多机型无人机配置等现实因素, 以船舶监测收益最大化为目标, 构建了无人机-机站-船舶时空网络模型, 设计了融入启发式策略的拉格朗日松弛算法求解模型, 给出了问题的上界和下界. 通过数值实验, 验证了模型及算法的有效性, 并分析了无人机机型和风力强度的影响, 可为海风及恶劣天气下在航船舶尾气多机型无人机监测提供决策支持.

近年来国内外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多, 企业债务问题频出, 违约风险不容忽视. 在低碳绿色发展背景下,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环境规制, 在激励企业碳减排的同时, 是否对企业违约风险产生影响?本文基于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使用2010——2020年试点地区上市公司数据, 通过双重差分法、三重差分法研究碳交易政策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 研究发现, 碳交易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企业特别是高污染企业的违约风险. 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 结论仍然成立. 机制研究表明, 碳交易政策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和缓解融资约束三条路径降低违约风险. 异质性分析表明, 试点政策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较强以及公众环境关注程度较高的地区, 对企业违约风险的缓解作用更显著. 本文拓宽了环境风险与违约风险关系的相关研究, 丰富了碳金融市场微观层面效果的经验证据, 同时也为企业绿色转型中的金融风险防控提供了有益启示.

运用包含市场因子、 波动因子和下行风险相关因子的广义失望厌恶模型,研究下行风险及其风险溢价,并实证检验该模型对中国市场资产横截面定价的适用性.分别基于公司特征组合和股债组合作为测试资产,发现波动因子、 下行状态因子和波动下行因子可产生显著的风险溢价,广义失望厌恶模型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波动因子、 下行状态因子和波动下行因子的风险溢价均为负,表明投资者更青睐收益率与相关因子的协方差为正的资产,从而愿意为此支付溢价.采用不同的失望阈值、 波动率度量方式,以及不同的测试资产组合,广义失望厌恶模型均产生稳健的结果,引入下行风险能有效地提升模型对资产收益率的解释能力.此外,更低的定价误差对应的失望阈值和市场波动率权重都偏小,说明中国市场投资者的失望阈值较低,且更在意市场收益率的下降而非市场波动率的上升.

新闻推荐是一种重要的推荐场景,其推荐效果依赖于对新闻文本信息的充分挖掘.近年来,图神经网络因其强大的高阶信息挖掘能力,在推荐领域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在新闻推荐领域,鲜有研究使用异质图神经网络,而且现有的异质图推荐模型也存在信息损失问题.为了充分挖掘新闻推荐场景中新闻、 用户、 主题、 实体、 类别等之间的高阶信息,更充分的挖掘新闻的文本特征,本文提出针对新闻推荐场景的多阶元路径引导的异质图神经网络推荐模型(简称MPNRec).该模型通过构建含有更多类型节点和边的异质图充分挖掘高阶信息,从而提高推荐效果.该方法在MIND small和Adressa 1week两个公开数据集上应用,较现有各种推荐方法在各项评价指标上至少能达到2%到5%的相对提升.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银行业竞争格局正经历巨大变革,数字技术深刻影响着银行的业务模式和发展水平.本文基于大数据与传统数据融合的视角,利用因子分析法测度我国120家商业银行2009-2019年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然后利用核密度估计、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视角考察我国商业银行数字金融发展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分析银行数字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演变规律及其来源.最后考察了银行数字金融水平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数字金融水平随着时间推移呈现极化差异.在东部地区,银行数字金融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之间具有相互促进效应,而在东北部地区则会产生抑制效应;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两者没有明显的互动效应.本研究丰富了数字金融水平测度的构建体系,为揭示我国商业银行数字金融发展差异状况、探索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提升对策提供了重要借鉴经验.

随着我国银行业资金规模和成员数量的不断增加, 愈发复杂的机构间关联网络逐渐成为潜在的风险传染渠道. 本文采用GARCH-Copula-CoVaR模型测算了16家上市商业银行在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贡献规模, 结合网络拓扑理论和滑动窗口法研究了银行网络结构特征的演化趋势, 并进一步分析了银行网络结构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的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虽然银行部门“去中心化”效应愈发显著, 网络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整体上得到改善, 但仍应重视网络结构特征在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及辐射过程中起到的多重作用; 处于网络中不同风险传染地位的银行同时满足宏微观审慎监管要求的难度存在较大差异, 对极端风险敏感且在银行网络中扮演核心角色的银行更倾向于向整个系统输出更多风险, 通常在风险传染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在危机时期, 网络密度通常会出现剧烈变化, 关联网络的稳定性失衡进一步加速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 本研究可为监管部门实时更新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和全面监管风险传染渠道提供思路, 对提升金融市场抵御风险的能力以及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具有不确定性的曝光供应量给广告资源的合理分配带来了极大挑战. 针对这种不确定性, 本文提出了数据驱动分布鲁棒定向展示广告保量投放分配模型. 首先考虑以最大化发布商收益为目标, 构建对未满足需求或超出需求的部分均进行惩罚的带有机会约束的随机规划模型. 其次, 利用曝光供应量的历史数据, 定义Wasserstein不确定集, 构建数据驱动分布鲁棒机会约束模型, 该模型提出的投放策略确保在曝光供应量最坏分布情况下发布商收益最大. 通过保守近似, 模型可重构为易于求解的混合整数规划问题. 最后, 大规模样本外测试验证了模型和求解方法的可行性、 有效性以及稳定性.

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恰好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相契合, 数字经济是新时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是在高质量中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的内涵, 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并利用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 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深入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收入水平, 并且对于不同收入群体有显著异质性, 相比高收入群体, 数字经济对低收入群体的促进作用更强. 机制分析表明, 数字经济的普惠性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 为低收入群体创造了均等的发展机会, 提升了创业活跃度, 促进了就业增长, 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劳动力非农转型, 从而使得农户总收入增加, 降低了收入差距. 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政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参考.

政府开放公共数据资源是其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重大战略举措. 然而, 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是否被社会公众所利用从而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仍是一个有待检验的实证问题. 为此, 本文基于企业高质量发展视角, 研究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以反映公共数据资源作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动力方面的价值. 以2010年至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以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为准自然实验, 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本文发现, 与没有位于数据开放省份的企业相比, 位于数据开放省份的企业在数据开放后其全要素生产率更高, 表明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具有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价值. 该回归结果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 安慰剂检验、 替换变量衡量方法、 加入滞后项等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 机制检验发现, 管理层对公共数据资源需求更大、 数据资源处理能力更强的企业, 或者外部利益相关者监督企业所需公共数据资源更多的企业, 主回归效应更显著, 表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由于信息处理成本的下降进而促进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共数据资源的使用. 进一步研究发现, 开放公共数据资源降低了企业的经营费用、 盈余管理和融资约束. 本文丰富了公共数据资源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 为政府数据开放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 同时为数据资源价值提供了可靠的因果证据.

在倡导ESG的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追求其利润的同时也关注社会福利等ESG指标. 本文考虑一家链接一群服务提供者和一群消费者的双边平台, 研究了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平台企业的双边定价策略. 平台企业在关注自身利润的同时, 也关注服务提供者福利和消费者福利; 其优化的目标函数为这三个子目标的加权和, 后两者的权重系数反映了平台企业对服务提供者福利和消费者福利的关注程度. 从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的选择行为出发, 我们研究了需求侧规模确定与随机两种情形下平台的最优定价决策. 研究表明, 在确定性需求下, 平台企业总能通过双边定价来完美匹配供给与需求; 相对于只关注自身利润的平台企业而言, 对服务提供者或消费者福利的关注将导致平台企业必须同时向双边用户让利. 在随机市场需求下, 平台对供给与需求中任意一侧的关注使平台在定价决策上向该侧让利, 也将导致该侧用户获得匹配的概率降低, 而该侧的总福利仍能得到改善; 与此同时, 另一侧用户的福利可能受到损害; 此外, 在一定条件下, 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平台企业能够实现自身利润、 服务提供者福利以及消费者福利三方的共赢.

在不确定型项目的鲁棒调度研究中, 调度计划的鲁棒性评价是重点也是难点. 鉴于此, 设计了一个鲁棒性评价指标. 首先, 分析了在项目约束下活动的随机特征, 通过解构活动拖期与延期之间的关系, 推导了活动开始时间的概率. 接着, 将不确定性造成的损失描述为进度偏离成本, 通过近似法推导了其期望值, 并以之作为调度计划鲁棒性的衡量指标. 指标中引入了一个可自定义的参数, 通过调整其大小, 可权衡指标的精度和简洁度, 以提高指标在实际应用中的灵活性. 最后, 通过实验表明: 相较于传统的鲁棒性指标, 新指标能精确反映调度计划的鲁棒性, 并提高鲁棒调度算法的性能.

在绿色经济潮流下, 平台上的商家开始逐渐向绿色转型, 其中流量营销对商家的转型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 研究建立了单产品模型 (仅生产传统产品) 与两产品模型 (同时生产传统产品与绿色产品), 创新性地关注了绿色转型过程中同时生产传统产品和绿色产品商家的流量决策问题, 分析了绿色转型商家的最优流量策略以及流量营销对商家绿色转型的影响. 研究表明, 商家应用流量为竞争中的弱势产品提供更多支持, 以此实现传统与绿色市场的平衡. 但流量并非多多益善, 尤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较高的流量会损害商家利润. 随着消费者绿色意识的提高, 商家总是得益于流量营销下的绿色转型. 此外, 消费者绿色偏好是影响商家流量策略的关键因素, 有趣的是, 随着消费者绿色偏好的增大, 商家反而越倾向于减少绿色产品流量, 这是商家保护传统产品的一种必然选择.

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 扩大以数字技术应用为特征的新基建投资, 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我国2004-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 实证检验了新基建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 结果显示: 新基建投资会促进本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转型, 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新基建投资会抑制产业结构协调化转型, 但是这种负面影响在地区间不具有传染性; 新基建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不同基建类型和东中西部地区中具有异质性. 上述结论对我国抓准新基建投资方向,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有一定政策启示.

近年来, 由于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疫情的冲击, 我国外卖行业取得了显著增长. 外卖服务不仅有效减轻了顾客对延迟的敏感性, 还为商家创造了更广泛的市场需求. 实践中, 多数商家采用了集中式运营, 即一个店铺同时接受外卖和堂食订单. 与此同时, 一些商家选择了分散式运营, 即在经营堂食店铺的同时, 另外开设专门的外卖店铺以接受外卖订单. 为了探究外卖渠道对商家决策的影响, 本研究在易拥塞的场景中建立了双渠道服务系统. 该系统刻画了两种运营模式下顾客的均衡策略, 并深入研究了外卖质量水平对商家利润的影响. 最终, 研究根据不同的外卖服务质量水平制定了最优的商家运营策略. 研究发现: 1) 在分散式运营模式下, 商家为外卖渠道分配的服务能力与外卖质量水平之间存在非单调关系, 即更高的外卖质量水平可能促使商家减少外卖渠道的人员配置. 2) 尽管更高的外卖质量水平能够吸引更多的顾客, 但令人惊讶的是, 本研究表明提高外卖质量可能会导致商家的利润下降, 这一现象在集中式运营和分散式运营两种情境下都有体现. 3) 虽然分散式运营可能降低订单处理效率, 但当外卖服务质量较高时, 采用该模式可以有效减轻外卖渠道对堂食渠道的蚕食效应, 进而实现更高的利润. 结果显示, 只有当外卖服务质量适中时, 集中式运营才能为商家带来最高的利润. 此外, 我们从边际成本、外卖配送费等多个角度出发, 进一步验证了该结论的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