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 各种安全风险事件显著增多使得大量企业的供应链遭遇冲击甚至发生中断, 供应链韧性已成为学术界、 产业界和政府共同关注焦点. 本文从单一和多元组态视角出发, 构建了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研究模型, 以622份企业的有效数据为样本,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 1)灵活性、 敏捷性、 重塑性、 可视性、 供应链合作均能够对供应链韧性产生正向影响. 2)高灵活性、 高敏捷性、 高重塑性、 高可视性、 强供应链合作均无法单独构成高供应链韧性的必要条件. 3)高供应链韧性存在3类驱动组态, 分别是敏捷性*重塑性*供应链合作构成的高敏捷型组态、 ~灵活性*重塑性*可视性*供应链合作构成的高可视型组态、 ~灵活性*敏捷性*可视性*供应链合作和灵活性*敏捷性*可视性*重塑性构成的敏捷可视兼具型组态. 高供应链韧性背后是多因素的协同作用, 各因素的有效组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提升供应链韧性. 本研究系统性地探讨了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 以期为企业提升供应链韧性提供理论指导和管理启示.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国家高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和示范区,有效发挥其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辐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8年中国地级市数据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为缓解传统双重差分(DID)模型由于忽略政策空间溢出对评价效果产生的偏误,构建空间DID模型,围绕国家高新区设立影响本地和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国家高新区设立可以提高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政策对未设立国家高新区的城市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这一效应与城市原始发展水平和城市间空间距离有关;但在同样设立了国家高新区的城市之间未表现出"强强联手"或"竞相向上"的空间联系;另外,国家高新区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通过改善区域创新创业环境发挥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以国家高新区为节点,打造高质量发展高地,突破行政界限,建设多元化国家高新区区域协作体系的对策建议.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 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有助于构建更为高效的绿色能源体系, 分析能源转型效果对制定合理的碳排放政策、 完成中长期减排目标,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以此为出发点, 首先运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系统GM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估计能源转型、 可再生能源效率和不可再生能源效率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其次将中间品生产部门细分为可再生能源生产部门与不可再生能源生产部门, 构建DSGE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分析了能源转型冲击、 可再生能源效率冲击和不可再生能源效率冲击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短期影响, 并分别对比三项冲击在四种情景(无政策、 碳税政策、 碳排放强度政策、 碳排放上限政策)下对变量的影响有何不同. 分析表明: 1)能源转型促使资源在部门间的转移, 可再生能源生产部门产出会增加, 不可再生能源生产部门产出和碳排放会降低; 2)两种能源效率的提高会产生经济扩张效应, 但也会产生能源反弹效应, 增加碳排放; 3)在模拟期后期, 实施碳排放强度政策将促进三项冲击对产出的增长效应, 但也会阻碍能源转型进程中的减排效果、 加剧反弹效应, 碳税政策的实施会抑制两类能源效率冲击对碳排放的反弹效应. 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应依赖合理的碳排放政策, 制定长期减排目标, 本研究对我国分析能源转型效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气候损失与适应是气候复杂经济系统模型的关键模块, 并影响到气候决策力度. 本文梳理了该领域的研究进展. 气候损失研究不仅关注温升对经济产出水平的总体影响, 也关注温升通过对实物资本、劳动力供给、技术进步、自然资本等冲击而造成的损失. 目前文献对不同温升幅度下损失函数的改进有了方向性判断, 但损失函数具体设置仍存在较大分歧. 现有的气候适应模型主要考虑适应性投资行为和市场机制两种途径. 在模型中内生这两类适应策略既需考虑相关限制因素以避免高估气候适应能力, 也需要关注适应策略的区域异质性. 未来研究还需考虑社会维度损失和除温升外其他气候风险特征及其传导机制, 完善损失函数构建和校准, 并辅以概率工具等刻画损失和适应的不确定性, 以期为气候决策提供依据.

在复杂多变的金融市场环境中, 对金融资产波动率准确建模和预测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因此, 本研究基于多种波动率分解方法, 并嵌入结合马尔可夫机制模型, 重新构建了多个新的异质自回归已实现波动率模型, 进一步以上证50ETF为研究对象, 对比了各模型的预测精度. 主要实证结果发现: 1) 利用模型信度集 (model confidence set, MCS) 检验, 发现预测效果最佳的是结合马尔可夫机制并采用分位数组波动率新构建的模型(MS-PHAR), 且各种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上述结论; 2) 在高低波动时期、 疫情前后和考虑杠杆效应等不同情形下, 新构建的MS-PHAR模型仍具有较好的表现.

随着"血汗工厂" "环境污染" "儿童奴工"等事件频频爆出, 当今企业需要从单一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转向履行社会责任, 从而实现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聚焦如何协调品牌商和供应商共同参与履行供应链上游社会责任, 考虑了消费者的亲社会属性和参考效应, 采用微分博弈方法构建了品牌商和供应商分散化决策、 集中决策和单边成本分担契约三种模式的决策模型, 设计了双边成本分担和收益共享契约, 实现了供应链的完美协调. 研究发现: 1)亲社会性消费者比例的增加会倒逼品牌商和供应商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努力, 但消费者过度依赖品牌商誉判定品牌商供应链上游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会降低供应链成员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2)单边成本分担契约激励供应商提高了社会责任履行努力, 且未影响品牌商的社会责任履行努力. 契约刺激了品牌商誉和消费者参考价格的提升, 促使品牌商和供应商利润的增加. 而且, 当消费者参考品牌商供应链上游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效应对参考价格形成影响较大时, 该契约下的参考价格反而高于集中决策模式. 然而, 该契约难以推动品牌商和供应商共同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努力, 无法实现供应链总利润的最大化. 3)当品牌商的收益分享比例处于中等水平时, 可以促使品牌商和供应商都参与双边成本分担和收益共享契约, 并实现供应链的完美协调.

针对“直播+”背景下电商供应链中存在的信息谎报、虚假宣传和不易监管等问题, 本文首先基于演化博弈理论, 构建以品牌商、MCN (multi-channel network) 和电商平台为主体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并对各主体博弈行为及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析. 其次, 根据退货率的低、中、高三种情形, 运用数值仿真探究影响该动态系统演化趋势及演化稳定策略的关键因素. 研究发现: 直播电商供应链是否规范化运营受到多因素的影响. 在低退货率下, 无论电商平台是否强监管, 品牌商和MCN都趋向于违规运营; 在中、高退货率下, 较高的潜在声誉损失、较低的虚假宣传因子以及较低的热搜效应可促使系统演化到理想的稳定状态. 最后, 本文结合现实运营情况对直播电商供应链规范化运营提出可行性建议.

集成DY溢出指数与BK溢出指数方法, 本文考察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能源、金属市场间的时频溢出效应, 并构建溢出网络模型刻画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能源、金属跨市场风险传染路径. 结果表明, 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能源、金属市场之间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且主要表现为高频溢出. 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能源、金属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具有时变性, 易受极端突发事件影响. 在极端突发事件发生时, 低频溢出会超过高频溢出成为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能源、金属市场间溢出效应的主要驱动力. 在不同频域下, 清洁能源市场都是溢出的输出者, 传统能源市场则为溢出接收者. 此外, 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在跨市场溢出机制中起到了重要节点作用, 在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助推下, 跨市场风险沿着“清洁能源→金属市场→传统能源”路径进行传导.

随着可投资资产与资产信息的爆炸式增长, 投资组合选择研究面临资产和特征双重高维挑战. 为此, 本文提出一个基于机器学习和资产特征的投资组合选择框架, 该框架借助机器学习技术的天然优势, 运用高维特征直接预测投资组合权重, 避开了常规的两步投资组合管理范式中的收益预测过程, 并用于中国股票市场的资产配置研究. 结果显示: 1) 基于此框架提出的投资策略能够捕捉高维特征中的增量信息, 并挖掘资产特征与投资权重之间线性与非线性关系, 大幅提升了投资绩效; 2) 交易摩擦类特征是投资权重预测中最为重要的资产特征; 3) 策略在套利限制较为严重的股票上回报更高, 而对宏观经济状态变化的敏感性较低; 在其他经济约束下, 策略表现依然稳健. 本文拓展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研究框架, 促进了人工智能与量化投资领域的交叉融合发展.

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 AT)因其简洁性被广泛接受并大量使用,然而AT提出降低代理成本的机制未获一致支持,引发了争议.为解决刚性假设的不足,行为代理理论(behavioral agency theory, BAT)从认知视角对AT中理想化的风险假设做出修正,将治理手段、问题界定与决策相结合.在分析AT降低代理成本机制失效原因后, BAT通过引入个体认知系统地描绘了行为决策的逻辑基础.与此同时, BAT刻画了代理人因面临内部治理和外部因素而承担风险的“内心活动”为战略和治理研究提供了新颖的行为学视角,提高了理论预测性,这尤其适于研究因制度、文化等区别导致的中国公司治理差异.相比于欧美研究,国内学者对该理论关注较少,缺乏系统性理论述评,应用上也存在巨大空白.因此,本文首先梳理了BAT的理论起源并界定了理论核心问题;随后根据理论框架从问题界定、薪酬激励、监督机制、家族企业研究这4个主题进行述评,并理清研究边界;最后,本文提出关于未来研究方向和理论如何配适中国情境的建议,以期为后来研究提供借鉴.

内资和外资企业在经营决策、 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敏感程度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参与国际产业转移时也将呈现截然不同的模式特征. 因此, 在当前国际重大突发事件频发及其导致的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的背景下, 厘清内、 外资企业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异质性, 将是推动双循环格局、 保障供应链安全的重要前提. 本文构建了测度区分内、 外资企业的产业转移价值量的模型方法, 对2005—2016年间中国内、 外资企业参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异质性情况进行了探讨. 结果表明: 1)从规模分布来看, 中国内、 外资企业整体上均为生产活动承接者, 前期呈稳定增长态势, 但2014年以后增长势头趋缓, 甚至出现对外净转出趋势; 内资企业参与的国际产业转移规模始终保持在产业转移总量的80.0%左右, 但从转移产出比来看, 内资企业始终远低于外资企业, 两者之差在2005-2016年达到14.1个百分点. 2)从转移类型来看, 内资企业主要通过中间产品参与国际产业转移, 外资企业通过最终产品参与国际产业转移的比重远高于内资企业. 3)从行业构成来看, 内资企业主要通过承接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参与国际产业转移, 而外资企业则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为主. 4)从内外资企业的相互替代来看, 内资企业总体上对在华外资企业产品存在较强的替代效应, 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仍呈现出内资企业产品持续被在华外资企业替代的态势.

基于二维Hotelling模型,构建同时考虑平台与商家差异化的博弈模型,探讨强势平台排他策略选择的原因以及影响.研究表明:首先,强势平台存在两种排他动机,分别为“垄断驱动-排他”和“差异化驱动-排他”.强势平台较低的佣金、平台间较低的横向差异化水平、较高的纵向差异化水平以及产品间较高的横向差异化水平均会强化“垄断驱动-排他”,弱化“差异化驱动-排他”.其次,对弱势平台而言,强势平台的“差异化驱动-排他”对其同样有利.弱势平台可以通过适当降低佣金、增加平台间的横向差异化程度、降低平台间的纵向差异化程度,来避免“垄断驱动-排他”的出现.最后,激烈的产品间竞争能够激励强势平台的“差异化驱动-排他”,降低产品间的竞争水平,进而提升商家收益.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强势平台排他策略的驱动因素以及区分排他策略对各方的不同影响,对强势平台的监管和平台行业的反垄断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采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 应用非平衡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结果发现: 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高管团队断裂带负向影响内部、 外部和正向社会责任, 但对负向社会责任无显著影响. 高管团队任务断裂带显著降低了企业社会责任, 而生理断裂带没有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内部治理环境对高管团队断裂带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关系有显著调节作用. CEO权力加剧了高管团队断裂带的负向作用, 社会责任委员会和高管多元包容性削弱了高管团队断裂带的负向作用. 高管团队断裂带通过增加代理成本和降低内部控制质量抑制了企业社会责任. 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揭示了高管团队建设和监管治理的重要性, 为政府制定和完善公司治理政策以及企业改善社会责任、 增强可持续竞争力提供经验证据.

在中国制造业向高端迈进的现实诉求下, 数字技术赋能服务化转型成为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 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并创造新发展机遇, 使其为客户提供集产品-软件-服务于一体的智能解决方案. 本文首先采集与数字技术和服务化紧密关联的国内外前沿文献, 筛选形成样本资料库, 并构建理论分析框架. 其次在介绍服务化与数字技术应用概念基础上, 揭示了向数字服务化演变的趋势, 剖析了赋能的实现方式. 再者基于制造企业价值链区间划分, 从前端产品创新、 中端混合产品生成以及后端服务创新阐述了数字技术赋能服务化转型的应用场景. 最后解析了赋能具有潜在价值与风险并存的"双刃剑"效应, 提出了对策建议, 并展望了该议题未来的热点研究方向.

文章以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创新性地构建企业数字创新指数, 实证检验了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带来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专门化效应"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 研究发现: 1) 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对企业数字创新具有显著促进效应; 2) 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主要促进企业数字商业模式创新; 3) 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会通过优化数字创新司法环境、 降低数字创新溢出损失及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等机制促进企业数字创新; 4) 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对小规模、 非国有及低竞争行业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5) 知识产权法院设立显著提升了数字创新(尤其是数字商业模式创新)企业的市场价值.

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本文将数字金融与企业风险承担引入包含金融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 从风险承担角度推导分析数字金融驱动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 并在此基础上, 利用 2011 年至 2020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开展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 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且企业风险承担是一个有效的作用渠道, 尝试通过爬虫技术收集相关数据构建数字金融发展指数, 证实数字金融通过企业风险承担对企业专利申请数量有显著促进作用. 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 数字金融提升了高科技企业、研发背景 CEO 企业、金融监管水平低、金融发展水平低地区和外部融资依赖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 本文的研究拓展了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也为企业治理和监管部门的制度设计提供重要启示.

数据产权可以被视为不可分割的一元权利, 也可以将所有权和用益权分离, 而数据所有权与用益权分离带来的经济意义仍有争议. 数字企业提供基于数据的服务激励用户提供数据, 同时利用数据进行个性化定价, 并且导致用户遭受隐私损失. 本文构建了一个垄断厂商模型, 考虑了存在个性化定价与隐私损失时, 数据收集者缺乏用益权与拥有用益权两种权利界定下的数据收集行为与福利影响. 研究发现, 数据收集者缺乏用益权时, 隐私成本较高则不会有数据收集, 隐私成本较低会出现过度的数据收集, 体现为收集者耗费大量成本获取所有用户的数据. 收集者拥有初始用益权, 且用户拥有数据所有权时, 反而可以实现有效率的数据收集, 提高用户的剩余和社会福利. 进一步分析收集者同时拥有数据所有权和用益权的情况, 发现数据所有权只影响社会福利在数据收集者与用户之间的分配. 因此,应当考虑数据所有权和用益权分离的权利界定架构, 并且分场景讨论数据用益权归属: 当隐私成本较低时, 应赋予数据收集者用益权, 并且让用户通过"删除权"等方式行使所有权, 以提高社会福利和用户剩余; 当隐私成本较高或用户会低估隐私成本时, 应采取禁止数据收集而非确权的方式, 以保护敏感数据.

本文以双指数复合泊松分布的Lévy过程捕捉价差的跳跃性, 以Ornstein-Uhlenbeck (OU)过程刻画价差的均值回复特征, 通过均值回复速度和已实现波动率(realized volatility, RV)筛选股票对, 依据异质自回归(heterogeneous autoregressive, HAR)模型预测股票对价差的波动率, 提出了LOU-RV-HAR配对交易策略.基于沪深300指数成分股的五分钟高频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 LOU-RV-HAR策略取得了较好的配对交易业绩, 夏普比率为1.6072, 远超过同时期沪深300指数的市场表现. 对比在价差模型、选股方法和交易阈值等方面调整所建立四种对比交易策略, LOU-RV-HAR策略的年化收益率和夏普比率均优于对比策略. 进一步分析表明, LOU-RV-HAR策略在不同市场行情或者不同交易阈值下均表现出稳健的结果, 沪深300成分股整体的配对交易业绩高于分行业的业绩.

本文旨在探究互联网对于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通过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分析, 发现互联网虽能显著缓解农村家庭在总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方面的不平等, 但对缓解经营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有限, 且会加剧农户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相较农村家庭的互联网使用情况, 其对互联网的应用易通过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来影响农户收入不平等, 验证了农村内部数字鸿沟的存在.基于这一发现, 本文从家庭收入来源分析了其影响机理, 发现互联网主要通过拉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来减小工资性收入差距, 从而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同时, 拥有原始资本积累的家庭更容易受益于互联网, 将会加剧财产性收入不平等.此外, 本文引入因果森林算法, 以人力资本为视角, 剖析了互联网影响农户工资性收入不平等和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在个体层面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 工资性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主要体现在低人力资本农户, 而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主要体现在高人力资本农户.

当智能资本成本低于中等技能工人的成本, 人工智能将替代中等技能工作岗位进而导致劳动力市场极化现象.本文构建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比研究三种应对策略: 1)提高中等技能工人劳动生产率, 2)中等技能工人下沉为低技能工人, 3)中等技能工人转化为高技能工人.发现: 三种对策均可以减轻工资极化现象, 但中等技能工人转化为高技能工人可以提高总体劳动力技能水平, 减少收入不平等现象.高(低)技能自动化将减少高(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收入份额, 而创造高(低)指数任务将增加高(低)技能工人工资和劳动收入份额.政府增加新基建投资比例、 减少教育投资比例可以提高社会总产出, 但将加剧工资极化现象, 政府增加教育投资比例、 减少新基建投资比例将有利于缩小收入不平等, 但经济增长效果不如投资新基建.

服务贸易成本变动影响服务要素的跨境流动,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可经由投入产出关联影响各国生产成本与最终产品价格, 进而对消费者的福利产生影响. 本文基于WIOD数据库首先计算了2000-2014年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成本, 在此基础上利用全球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和消费者福利模型, 从等价性变化和补偿性变化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服务贸易成本变动对各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成本在2000-2014年呈下降趋势, 航空运输和金融服务业降幅最为明显; 中国服务贸易成本变动给制造业带来的价格效应高于服务业和农业, 其中知识密集型制造业最高, 资本密集型次之, 劳动密集型最低; 消费者福利分析显示, 中国服务贸易成本变动对各国消费者福利均有改进作用, 且除自身和世界其他地区外给美国、 日本、 韩国、 德国带来的福利改进最为明显; 细分服务业来看, 分销、 邮政运输和金融商务的对外贸易成本变动的福利效应最高. 进一步, 国际比较显示, 2000-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成本变动给世界其他经济体带来的消费者总福利改进是美国的约3.3倍, 与美日欧等经济体相比正外部性更强, 引致的福利增进更具普惠性. 本文可为深入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加强各国合作提供政策参考.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前沿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新一轮技术革命, 数字经济成为我国产业变革的重要战略选择, 对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以ChatGPT为代表的AIGC技术颠覆了传统人工智能的技术水平, 以更人性化的功能受到广泛青睐, 成为向通用型人工智能方向发展的关键节点. 通过分析ChatGPT给教育与就业市场带来的变化, 研究发现AIGC技术的应用能够提高社会价值交换的效率, 激发教育与就业市场活力, 但同时也带来侵犯数据隐私安全等法律道德层面的问题, 因而提出应对潜在风险的管理与监管建议, 以保障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

本文在城市层面, 利用准自然实验研究了大气污染治理绩效考核是否激励了地方政府改善空气质量, 然后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了城市大气污染治理效率, 并进一步识别了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因素. 实证结果显示, 大气污染治理绩效考核显著地促进了地方政府改善空气质量, 实验组城市的PM$_{2.5}$年均浓度比控制组城市平均每年多下降3.38%. 其次, 我国近年来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呈逐渐下降趋势, 尤以中西部为甚. 而外商投资对于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负面影响, 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正面影响, 科技投入水平影响不显著. 据此, 本文提出我国应该将大气污染治理绩效考核制度作为一项长期制度坚持下去, 并提高“两高”型行业在大气污染物排放方面的准入门槛, 从而推动地方政府进行大气污染治理. 此外, 城市需要加大绿色科技投入力度, 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 以促进城市的绿色转型.

基于存在多个竞争性平台的理论框架,研究了平台的两种排他性合约形式:传统排他性合约和“二选一”合约.区分了优势平台使用这两种排他性合约动机的差异,并分析了不同形式的排他性合约对市场竞争和市场各方参与者收益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平台之间以及卖家之间的差异化程度是决定优势平台提供不同形式排他性合约的动机以及排他性交易对市场参与者产生的影响的核心因素.当平台之间以及卖家之间的差异化程度均较小时,优势平台选择提供传统排他性合约;而卖家之间的差异化程度较大时,优势平台选择提供“二选一”合约.尽管不同形式的排他性交易均会降低消费者剩余和总福利水平,但对其他竞争平台和卖家利润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传统排他性合约可以同时降低多个竞争平台的利润,而“二选一”合约则可以同时降低多个卖家的利润.本研究为平台不同形式的排他性交易行为提供了理论解释.

许多曾经专注于线上销售的企业纷纷考虑向线下拓展, 其可能的拓展策略包括: 不开设线下渠道、 线下直销、 线下分销. 通过构建斯塔克伯格博弈模型, 研究一个仅通过电商平台线上销售的供应商从线上渠道向线下渠道拓展的策略, 并提出在不同线上销售模式、 不同消费者渠道偏好及不同渠道销售成本下, 供应商的最优线下渠道拓展策略及定价决策. 研究发现: 无论何种情况下, 供应商都应拓展线下渠道. 但现有的线上销售模式会对线下拓展策略产生决定性影响. 若现有线上销售模式为直销, 则供应商最优策略总是线下直销; 若现有线上销售模式为分销, 当线上渠道销售成本较高或线上、 线下渠道销售成本均较低时, 供应商最优策略是线下直销; 当线上销售成本较低而线下销售成本较高时, 供应商最优策略是线下分销.

了解中国电力部门脱碳的驱动因素以及碳交易机制在电力部门脱碳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有助于制定和完善电力部门脱碳相关政策以兑现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本文基于一个自行开发的电力部门$\rm CO_2$排放数据集, 从碳交易机制实施的视角对电力部门$\rm CO_2$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分解分析, 并分析这些驱动因素在碳交易机制促进电力部门脱碳过程中的作用机理. 结果发现, 碳交易机制实施后中国电力部门脱碳进程加快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速变缓、发电结构持续优化、以及发电和用电效率逐渐提升. 碳交易机制加速了中国电力部门脱碳进程, 它主要是通过促进发电和用电效率提高来发挥作用的. 研究结论明确了中国电力部门脱碳相关政策的优先顺序和着力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将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融入到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本文通过构建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社会核算矩阵, 模拟不同分配政策下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以及农村居民消费基尼系数的变化, 以探寻完善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分配政策有效路径. 研究发现: 扩大中等、 扶持弱者分配政策不仅能促进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增长, 而且能将农村居民消费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是相对较优选择, 而绝对公平、 绝对效率分配政策是相对较次选择; 政策模拟显示, 教育文化和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增长幅度最多, 食品烟酒消费反而减少, 显示有效的分配政策有助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升级转型; 初次分配制度是促进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主导机制, 再分配制度是促进农村居民共同富裕重要手段, 第三次分配制度是有益补充. 为此, 提出政策建议: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推进实现共同富裕;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从公司年报、 新闻报道以及自媒体等语料库的非结构化数据中获取关键信息来研究经济金融问题, 近年来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广泛关注, 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文献. 本文提供了一份NLP在金融问题中应用的最新研究进展, 介绍了NLP技术的文本分析方法, 重点关注了如何利用公司年报文本和新闻文本来研究公司金融、 资产定价、 风险管理、 宏观金融和绿色金融等领域问题的相关文献.论文最后对当前文献研究的不足进行了评价, 并提出了若干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基于2000-2015年海关贸易数据库, 本文识别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策略倾向, 并考察了内、 外部产品网络对企业改变竞争策略的影响及其机制. 研究发现, 企业普遍采取成本竞争策略参与出口, 但企业可以通过趋近内、 外部网络降低企业的成本竞争倾向; 并且, 当两种趋近程度都达到较高水平时, 企业可以从成本竞争转向质量竞争. 机制分析表明, 更高的产品质量差异度和更大的市场需求会削弱企业的成本竞争倾向; 靠近外部产品网络主要通过强化产品质量差异的渠道减弱成本竞争倾向, 靠近内部产品网络主要通过强化出口市场需求的渠道提高质量竞争倾向. 异质性分析表明, 由于信息流动的影响将受制于知识汲取、 转移与扩散的流畅程度, 这种网络效应对新进企业和内资企业更有效, 但在政策支持下会遭到削弱. 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企业利用产品网络的信息流动提升出口竞争力的可行性, 更对产业政策实施的优化提出了更多元化的思考.

供应链气候风险作为气候风险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直接关乎产业链条的稳定. 现有文献已经注意到企业自身气候风险的经济金融后果, 却尚未关注到外部供应链气候风险同样可能会对企业产生一些潜在的影响, 而商业信用契约作为企业供应链金融的核心组件, 是否会受到外部供应链气候风险的影响? 基于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 研究发现, 供应链气候风险越高, 企业越能获得有利的商业信用契约, 在经过工具变量回归、 熵平衡法匹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 上述正向影响仍然显著. 机制检验表明, 企业往往会出于融资约束动因与短视套利动因接受气候风险较高的供应商以获取优厚的商业信用契约, 而横截面测试则表明, 在信贷可获得性较低、 成本转嫁能力较高以及外部制度环境较差的企业样本中, 上述影响将更为显著. 从经济后果测试来看, 尽管能藉此获取一定的商业信用优势, 但过高的供应链气候风险却会对企业的ESG发展、 绿色创新水平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不利于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社群和用户是社群电商价值创造的重要载体, 现有研究识别出了影响社群电商价值创造的驱动因素, 但这些因素系统性影响社群电商价值创造的作用效果尚不明确. 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 揭示社群电商生态系统演化规律, 评估商品设计、 佣金激励、 商品质量、 性价比和物流服务对价值创造的影响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 在既定参数下, 社群电商生态系统价值创造、 社群主分享意愿、 活跃消费者、 活跃社群主、 消费者感知价值与认同、 消费者参与度均随时间呈现出增长趋势; 商品质量、 性价比、 物流服务、 商品设计和佣金激励是影响社群电商生态系统价值创造的关键因素, 这五个因素对价值创造的影响程度依次降低.本研究首次从多主体价值创造的视角研究了社群电商这一新兴商业模式的生态系统演化规律与影响效应, 研究结果对社群电商精细化运营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参考作用和实践启示.

数字经济时代, 反垄断问题与信息保护问题交叉重叠, 向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提出巨大挑战. 本文在产品质量存在垂直差异且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的质量敏感度具有负相关性的市场条件下构建双寡头模型, 探究不同强度的信息保护政策对寡头厂商的定价策略与消费者决策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从福利指标的角度分析信息保护政策的具体效应. 研究结论表明, 对于消费者质量敏感度呈跨产品负相关分布的市场, 强信息保护政策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弱信息保护政策和不实行信息保护并不会带来社会福利的减损, 原因在于信息通过促进竞争的方式削弱了寡头厂商的垄断力量. 同时, 在产品特征不同的情况下, 强保护政策和弱保护政策对消费者剩余和厂商利润的影响并不相同, 原因在于信息资源介入市场将会带来"垄断效应"和"竞争效应", 这两种效应互相博弈抗衡, 使市场呈现出不同的福利分配格局. 本文结论对推进我国反垄断与信息保护工作的走深走实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为增强共享停车政策的实施效果, 在用户停车需求不确定与网联自动驾驶车辆渗透的背景下, 以共享停车系统效益期望值最大化为目标, 对其泊位供给数量与运营成本进行了协同优化. 本文解析了最优泊位数量和运营成本, 揭示了共享停车政策的执行条件和最优运营成本的存在条件. 研究发现: 首先, 构建的共享停车系统效益期望值最大化模型存在唯一的最优泊位数量和最优运营成本; 其次, 共享停车系统收益量大于其损耗量(一般损耗量和管理损耗量之和)是共享停车政策执行的先决条件; 再次, 用户对共享泊位需求量最大值上限超过其阈值是最优运营成本存在的必要条件; 最后, 一定条件下存在网联自动驾驶车辆的渗透率临界值, 当渗透率小于(大于)该临界值时, 共享泊位需求量最大值上限的阈值随着渗透率的上升而提高(降低).

如何有效分析用户兴趣并实时推荐其感兴趣的商品或服务, 是商务智能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现有推荐算法大多只考虑推荐的准确性, 忽略了用户的实时性和多样性需求, 导致推荐结果较滞后且同质化, 影响用户满意度. 文中根据用户在选购商品过程中的兴趣变化特征, 提出基于自注意力机制的实时多样性推荐算法, 有效挖掘用户潜在兴趣. 首先基于自注意力机制的门限循环单元网络挖掘用户实时兴趣, 并采用对比学习的方法对商品进行差异性分类, 获得多样性推荐列表; 其次结合循环神经网络对用户下一次行为进行预测, 可有效解决实时推荐场景下数据稀疏问题. 最后使用国内外RecSys和IJCAI-15比赛中的电子商务数据集Yoochoose以及Tmall, 对算法的准确性、 多样性和用户满意度三项指标进行验证, 结果表明, 文中所提算法在不损失实时推荐准确性的前提下, 丰富了推荐结果的多样性, 且用户满意度高于同类算法, 尤其在数据稀疏的小样本数据集中表现更优.

提出分解增加值的完整框架, 将乘数分解及结构分解方法推广至多国多部门投入产出模型, 定量分析2000-2020年我国的双循环演变趋势及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 研究发现: 我国经济发展对内循环的依赖整体呈"U"型, 拐点出现在2006年. 拐点左侧, 内循环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不断降低的增加值率; 拐点右侧, 最终需求率、 完全需求系数和增加值率的提高依次成为内循环上升的主要动力. 消费相较于投资一直是内需中影响内循环变动的主要因素. 我国外循环的依赖国家由发达国家为主转向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并存. 制造业发展对内循环的依赖从2008年起由降转升, 该时段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完全需求系数增加、 产业结构高级化、 制造业增加值率提升在制造业内循环上升中依次占据主要地位. 数字产业内循环的变化由自身的最终需求率或非数字产业的完全需求系数主导, 非数字产业内循环变动的主导产业主要是自身.

本文研究了需求信息不对称环境下绿色供应链成员的最优决策, 重点关注以下三种情形: 制造商和零售商均风险规避, 仅零售商风险规避, 仅制造商风险规避. 讨论了风险规避系数和信息不对称对绿色供应链成员最优决策及其效用的影响, 进一步在三种情形下分别引入成本共担契约来优化绿色供应链性能. 研究表明: 风险规避系数的取值、 产品绿色度及零售价格对市场需求影响的相对大小会对最优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种情形下信息不对称均会降低制造商的效用, 但是对零售商效用产生的影响与制造商对市场需求评估值的大小有关; 不管信息对称与否, 制造商和零售商对三种情形的偏好序列是固定的; 在满足一定条件时, 三种情形下成本共担契约的引入均可以提高产品的绿色度, 并实现绿色供应链性能的帕累托改进.

在线零售市场中, 新兴产品的质量不确定性和企业动态定价可能导致消费者策略等待, 延迟购买时机. 当具有内生性时间偏好时, 消费者自主选择购买策略 (短视型/策略型), 但在选择为策略型时需付出时间精力等额外的沉没成本 (策略成本). 基于消费者效用理论, 构建两阶段博弈模型, 考虑企业和消费者在第二期可同时从在线评论信息中学习并更新感知质量, 研究消费者具有内生性时间偏好时的购买策略, 及其对企业定价策略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消费者感知质量和策略成本影响其购买策略, 同时导致企业实施不同的动态定价策略. 策略成本的增加既可使企业利润、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同时提升, 也可能在提升企业利润的同时损害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 此外, 评论信息精度的提高并非总能使企业获益. 当消费者的策略成本和感知质量均较高时, 更准确的评论信息甚至会使企业利润和消费者剩余同时受损. 相对于均为短视型消费者的情形, 消费者的策略等待行为并非总能使自身获益.

多无人机集群协同空战将是未来重要的空中作战样式. 本文针对多无人机空战的对抗性、 复杂性和协同性等特点, 提出了基于冲突分析图模型的多无人机协同空战博弈方法, 以提升空战效能. 首先, 考虑多无人机空战的协同作用, 构建单机空战优势和多机协同空战优势评估模型; 其次, 基于冲突分析图模型理论, 建立考虑多种稳定性定义的多无人机空战博弈模型, 并在模型中引入基于"伤损比"的收益函数; 最后, 设计了两阶段多机空战博弈目标分配方案求解算法, 即利用多目标优化算法获取多机空战对抗场景的帕累托前沿, 再通过冲突分析图模型方法求解帕累托前沿中的最优均衡目标分配方案. 算例结果表明, 本文所提模型和方法能够有效解决多无人机协同空战问题, 所得到的最优目标分配方案优于传统仅考虑纳什稳定性的无人机博弈模型, 对实际空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银行业竞争格局正经历巨大变革,数字技术深刻影响着银行的业务模式和发展水平.本文基于大数据与传统数据融合的视角,利用因子分析法测度我国120家商业银行2009-2019年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然后利用核密度估计、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视角考察我国商业银行数字金融发展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分析银行数字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演变规律及其来源.最后考察了银行数字金融水平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数字金融水平随着时间推移呈现极化差异.在东部地区,银行数字金融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之间具有相互促进效应,而在东北部地区则会产生抑制效应;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两者没有明显的互动效应.本研究丰富了数字金融水平测度的构建体系,为揭示我国商业银行数字金融发展差异状况、探索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提升对策提供了重要借鉴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