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推动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和提升中国经济韧性的关键举措. 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之一, 工业机器人依靠数字技术和大数据算法来执行各项任务, 改变了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模式. 本文根据中国2012——2019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 探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韧性的影响. 研究发现, 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增强了企业韧性, 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 机制检验表明, 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两条机制增强企业韧性. 异质性分析发现,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韧性的积极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产品技术复杂度高、技术匹配度高以及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 本研究为人工智能经济后果研究增添了新的证据, 拓展了企业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文献, 也为通过人工智能增强企业韧性, 进而提高中国经济韧性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政策启示.

推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对于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带动我国数字经济做大做强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立足管理者角色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 使用基于偏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构方程模型 (partial least square-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 实证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前因. 研究结果表明: 1) 企业家精神、 数字文化宣传者、 组织结构变革者等管理者特征, 以及感知能力、 学习能力、 整合能力、 协调能力等企业动态能力, 均正向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倾向及产出; 2) 进一步分析发现, 管理者特征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动态能力水平, 且管理者特征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果受到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调节; 3) 上述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及不同地区的企业之间存在异质性. 上述结果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前因的相关研究, 为企业培养数字时代管理者并提升动态能力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实践路径.

作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手段, 产业政策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文基于“九五”至“十一五”时期省级地方政府五年规划文本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 构建一个交错型DID识别策略, 实证分析了地方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 地方重点产业政策能够通过成本效应(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低息贷款)和竞争效应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地方重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式均会对产业政策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结合地区比较优势制定以及分散化实施的地方重点产业政策效果均更好. 本文的研究为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提供了中国经验上的证据, 从而为政府更好地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近年来, 由于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疫情的冲击, 我国外卖行业取得了显著增长. 外卖服务不仅有效减轻了顾客对延迟的敏感性, 还为商家创造了更广泛的市场需求. 实践中, 多数商家采用了集中式运营, 即一个店铺同时接受外卖和堂食订单. 与此同时, 一些商家选择了分散式运营, 即在经营堂食店铺的同时, 另外开设专门的外卖店铺以接受外卖订单. 为了探究外卖渠道对商家决策的影响, 本研究在易拥塞的场景中建立了双渠道服务系统. 该系统刻画了两种运营模式下顾客的均衡策略, 并深入研究了外卖质量水平对商家利润的影响. 最终, 研究根据不同的外卖服务质量水平制定了最优的商家运营策略. 研究发现: 1) 在分散式运营模式下, 商家为外卖渠道分配的服务能力与外卖质量水平之间存在非单调关系, 即更高的外卖质量水平可能促使商家减少外卖渠道的人员配置. 2) 尽管更高的外卖质量水平能够吸引更多的顾客, 但令人惊讶的是, 本研究表明提高外卖质量可能会导致商家的利润下降, 这一现象在集中式运营和分散式运营两种情境下都有体现. 3) 虽然分散式运营可能降低订单处理效率, 但当外卖服务质量较高时, 采用该模式可以有效减轻外卖渠道对堂食渠道的蚕食效应, 进而实现更高的利润. 结果显示, 只有当外卖服务质量适中时, 集中式运营才能为商家带来最高的利润. 此外, 我们从边际成本、外卖配送费等多个角度出发, 进一步验证了该结论的稳健性.

“输煤转输电”对于改善能源受端地区生态环境和减少煤炭消费具有重要作用, 但现实中却陷入困境. 本文基于“三西”地区向京津冀地区“输煤转输电”实践, 利用多区域CGE模型定量分析了“输煤转输电”对二者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应. 发现当前“输煤转输电”能源输送转型困境的根本症结在于能源送端与受端地区之间利益失衡, 即京津冀地区大气环境获益而“三西”地区却遭受大气环境和经济双重负面冲击. 本文结合“十四五”大气环保目标, 得出2021——2025年“三西”地区向京津冀地区“输煤转输电”的年均增长合理区间为[14%,27%], 提出对两地区开展联合大气治污的环保优化税率区间, 以及经济补偿和分配方案. 本文为摆脱“输煤转输电”转型困境提供了破解路径和方案参考, 有助于京津冀地区顺利完成生态目标.

绿色发展涉及面广, 涵盖范围大, 利益诉求差异性使得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三方在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博弈中无法达成有效共识. 本研究基于绿色偏好视角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分析了绿色监管、绿色转型和绿色债券投资行为决策之间的相关性. 研究发现, 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绿色偏好大小对绿色发展存在不同影响. 企业绿色偏好对绿色转型起决定性作用. 首先, 当企业的绿色偏好较大时, 即便政府不进行绿色监管或金融机构不投资绿色债券, 企业仍然会进行绿色转型生产. 而企业绿色偏好较小时, 会出现政府做出绿色监管决策但不产生政策效应的现象. 其次, 当企业的绿色偏好大小处于特定区间, 而金融机构和政府的绿色偏好较大时, 存在绿色转型和绿色债券发行同时成功或同时失败两种可能. 最后使用数值模拟方法验证了本文主要结论.

在新时代背景下, 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城市发展效率提升, 而数字经济在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驱动作用. 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发展效率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 并采用时空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发展效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研究发现: 1)数字经济明显促进了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的城市发展效率, 并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仍然成立; 2)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来促进城市发展效率提升, 但提升作用受限于土地效益的减低, 同时产业融合、 技术进步以及城乡融合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机制作用; 3)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发展效率提升的作用呈现出"先降后升"的非线性变化趋势及空间溢出特点; 4)数字经济对城市发展效率的影响存在城市等级和地理区域异质性, 即在行政级别高和人口规模大的城市, 以及东部和北方地区, 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发展效率提升的作用更为明显. 以上研究结论意味着, 当前我国应以城市发展效率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考量目标, 并将数字经济发展作为驱动城市发展效率提升的主要动力.

高质量发展和“双碳”战略目标要求兼顾经济收益和环境成本. 跨国投资在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同时, 也带来属权经济收益分配和属地碳排放责任划分的争议. 本文基于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国际间投入产出表, 采用反事实和情景分析方法探讨投资布局调整引致的全球价值链结构变动及其对中国国民收入和碳排放的影响. 研究表明: 2005-2016年全球价值链结构变动对中国国民收入和碳排放的累计正向贡献分别为15.23%和20.50%; 以2016年为基准, 若所有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经济体均撤走在华投资, 其引致的产业迁出将使得当年中国国民收入下降8.37%$\sim$8.71%, 生产侧碳排放下降12.32%$\sim$12.88%, 单位减碳的国民收入损失约为800美元; 若在此过程中, 中国能积极参与并主导全球产业链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 单位减碳的国民收入损失约为700美元, 略小于发达经济体主导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本文通过预判全球价值链结构变动的经济和环境影响, 可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

供应商和客户是企业在供应链上的重要利益相关者, 探讨供应链结构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作用是我国顺利实现“双碳”目标的微观基础. 本文以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为对象, 探讨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实证结果表明: 供应链集中度上升会抑制企业ESG表现, 该结论在讨论测量误差、 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后依然成立. 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ESG表现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 占据较高市场份额、 具有较低创新能力和较高机构持股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供应链集中度通过提高经营利润波动、 运营冗余和未吸收财务冗余抑制企业ESG表现. 经营期望顺差增强了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ESG表现的抑制作用, 经营期望落差则会减弱供应链集中度的抑制作用. 本文深化了人们对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 为企业强化供应链管理与提升ESG表现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 必须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本文利用2015、 2017以及2019年三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实证研究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研究发现, 缴存和提取住房公积金显著提高了家庭消费水平, 并改善家庭消费结构. 稳健性检验表明, 在更换核心变量定义方式、 替换工具变量以及放松工具变量排他性约束条件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 异质性分析显示, 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有房、 低收入以及中青年家庭消费产生更大的影响. 进一步研究发现, 缴存住房公积金能够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 提取住房公积金能够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并缓解流动性约束, 从而促进家庭消费. 本文提供了住房公积金制度促进家庭消费、 改善家庭消费结构的微观证据, 可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欧盟《新电池法》的执行加剧了市场对回收电池的需求, 单一渠道回收退役动力电池已无法完全满足生产需要, 双渠道回收模式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本文首先提出了单渠道回收退役动力电池模型, 并在所提模型的基础之上拓展出两种双渠道回收模型, 分析了不同模式下关键参数变化对均衡结果的影响, 探讨了双渠道回收模式下政府补贴对供应链成员策略偏好和回收激励的影响. 研究表明: 1)市场规模、市场折扣系数、翻新成本、价格敏感系数的变动会引起供应链成员策略的调整, 增加营销投入提高市场对翻新电池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对供应链成员总是有益的. 2)更加严格的环境政策下, 电池制造商(BM)、第三方电池回收商(RM)选择RE模式更有利, 而RB模式可以帮助新能源汽车制造商(EV)削弱环境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政府补贴对EV和RM的激励更加显著, 对BM的激励则非常有限. 4)严格的环境政策总是会降低供应链整体利润, 而政府补贴有利于提高供应链整体绩效. 无政府补贴时, 宽松的环境政策下应选择RB模式来提高供应链整体收益, 否则单渠道模式有利于提高供应链整体收益. 有政府补贴时, RB模式始终对供应链更有益.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管理见解: 供应链成员应当增加营销投入提高市场对翻新电池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 政府补贴可以有效激励EV和RM参与回收退役动力电池, 而针对BM的激励政策则应当更加多元化. 本研究仅考虑了政府补贴对供应链成员绩效水平的影响, 未来将会进一步探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对供应链成员策略选择和电池循环利用的影响.

数字经济在产业绿色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探究产业数字化的减污降碳效应和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利用Eora全球供应链数据库提供的中国1991-2008年投入产出表以及匹配的行业环境和能源消费卫星账户,从要素生产效率的视角实证考察了行业数字化投入对碳排放和污染排放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行业数字化投入对碳排放和污染排放均存在非线性影响,这种影响在缓解数字化投入的内生性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投入对减污降碳的非线性影响主要由数字化投入水平高低和要素生产率高低同时决定.在所考察的样本期内,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存在数字经济的“生产率悖论”,这主要是因为数字化投入早期来源数字基础设施行业的数字化投入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导致,要素生产率与数字化投入呈“U”型关系,而排放量与要素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样本期内的数字化投入和要素生产率均处于较低水平,数字化投入通过“负负得正”的效应促进了行业减污降碳.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投入对中高能耗行业、制造业、资源密集型行业以及行业处于较高出口依赖度时具有更强的减污降碳效应,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研究内容为对于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服务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及加强绿色供应链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近年来国内外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多, 企业债务问题频出, 违约风险不容忽视. 在低碳绿色发展背景下,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环境规制, 在激励企业碳减排的同时, 是否对企业违约风险产生影响?本文基于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使用2010——2020年试点地区上市公司数据, 通过双重差分法、三重差分法研究碳交易政策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 研究发现, 碳交易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企业特别是高污染企业的违约风险. 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 结论仍然成立. 机制研究表明, 碳交易政策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和缓解融资约束三条路径降低违约风险. 异质性分析表明, 试点政策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较强以及公众环境关注程度较高的地区, 对企业违约风险的缓解作用更显著. 本文拓宽了环境风险与违约风险关系的相关研究, 丰富了碳金融市场微观层面效果的经验证据, 同时也为企业绿色转型中的金融风险防控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引擎,推动了就业结构转型.文章从投入-产出视角构建综合数字经济指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半参数广义可加模型(GAM)探究数字经济对农村女性就业的动态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女性就业特征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总体来看,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收入呈上升趋势,工作时间呈下降趋势; 较高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女性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从事制造业的促进作用减小,对女性从事高质量服务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农村女性可支配时间、累积人力资本和拓展信息获取渠道影响就业.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能农村女性的就业和收入促进作用更强; 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农村女性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因此,既要注重数字经济的发展,亦要关注农村女性适龄劳动人口知识技能素养的提升,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资本累积效应,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要求.

企业采用“跑马占荒”的形式抢占森林资源, 造成了资源浪费, 不利于国家“双碳”目标的推进. 本文以林业碳汇项目股份合作模式的开发为研究对象, 考虑项目开发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 构建项目开发企业与林农双方的随机微分博弈模型, 明确了项目内部自发合作的条件和不同的外部冲击对项目开发的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首先, 在监管部门对项目开发企业实施强监管、对林农弱监管时, 且林农分得的碳汇收益比例低于项目开发企业的情况下, 能够实现项目内部的自发合作, 缓解了监管压力. 其次, 收紧碳配额将有助于提高碳汇价格均值; 将更多的行业、企业纳入碳交易范围有助于降低碳汇价格方差. 对于林业碳汇项目刚起步的现阶段, 若要有效激发项目参与主体的积极性, 应以实施紧缩碳配额或实行碳税政策为主, 随后逐步将更多的行业纳入其中. 最后, 越严格的监管环境和越高的碳汇收益分配比例可以促使参与主体在更短的时间内进行策略调整, 政府的财政补助不会对策略调整速度产生影响, 但是会激励其行为努力水平.

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恰好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相契合, 数字经济是新时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是在高质量中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的内涵, 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并利用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 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深入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收入水平, 并且对于不同收入群体有显著异质性, 相比高收入群体, 数字经济对低收入群体的促进作用更强. 机制分析表明, 数字经济的普惠性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 为低收入群体创造了均等的发展机会, 提升了创业活跃度, 促进了就业增长, 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劳动力非农转型, 从而使得农户总收入增加, 降低了收入差距. 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政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参考.

随着我国银行业资金规模和成员数量的不断增加, 愈发复杂的机构间关联网络逐渐成为潜在的风险传染渠道. 本文采用GARCH-Copula-CoVaR模型测算了16家上市商业银行在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贡献规模, 结合网络拓扑理论和滑动窗口法研究了银行网络结构特征的演化趋势, 并进一步分析了银行网络结构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的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虽然银行部门“去中心化”效应愈发显著, 网络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整体上得到改善, 但仍应重视网络结构特征在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及辐射过程中起到的多重作用; 处于网络中不同风险传染地位的银行同时满足宏微观审慎监管要求的难度存在较大差异, 对极端风险敏感且在银行网络中扮演核心角色的银行更倾向于向整个系统输出更多风险, 通常在风险传染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在危机时期, 网络密度通常会出现剧烈变化, 关联网络的稳定性失衡进一步加速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 本研究可为监管部门实时更新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和全面监管风险传染渠道提供思路, 对提升金融市场抵御风险的能力以及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倡导ESG的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追求其利润的同时也关注社会福利等ESG指标. 本文考虑一家链接一群服务提供者和一群消费者的双边平台, 研究了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平台企业的双边定价策略. 平台企业在关注自身利润的同时, 也关注服务提供者福利和消费者福利; 其优化的目标函数为这三个子目标的加权和, 后两者的权重系数反映了平台企业对服务提供者福利和消费者福利的关注程度. 从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的选择行为出发, 我们研究了需求侧规模确定与随机两种情形下平台的最优定价决策. 研究表明, 在确定性需求下, 平台企业总能通过双边定价来完美匹配供给与需求; 相对于只关注自身利润的平台企业而言, 对服务提供者或消费者福利的关注将导致平台企业必须同时向双边用户让利. 在随机市场需求下, 平台对供给与需求中任意一侧的关注使平台在定价决策上向该侧让利, 也将导致该侧用户获得匹配的概率降低, 而该侧的总福利仍能得到改善; 与此同时, 另一侧用户的福利可能受到损害; 此外, 在一定条件下, 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平台企业能够实现自身利润、 服务提供者福利以及消费者福利三方的共赢.

媒体舆论作为企业运营过程中与外界信息交互的重要渠道,能够通过信息加工和反馈潜移默化地影响企业决策. 基于优化机器学习方法测量得到的媒体情绪得分, 本文发现媒体情绪会抑制企业风险承担, 这一结论经过充分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机制分析表明, 媒体情绪主要通过影响信息不对称程度、 感染投资者情绪和加剧分析师羊群行为实现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效应. 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负面媒体情绪, 正面媒体情绪在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除此之外, 这一抑制效应在行业竞争程度更激烈、 外部监督程度更严格时显著性降低, 且在融资约束更高、 金融化程度更高、 高管在职消费现象更严重时更加明显. 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媒体情绪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方式和途径, 对于如何利用媒体力量助力企业风险决策和价值提升, 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如何有效识别和应对低碳转型不确定性下的多维经济金融风险, 确保安全降碳, 是平稳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保障. 本文利用中国新闻文本数据, 构建了中国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进而考察气候政策冲击对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及背后的机理. 本文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气候政策敏感企业预期现金流波动的视角构建融资决策理论模型, 并结合2009-2020年上市企业月度财务数据实证检验理论假说. 研究发现, 气候政策冲击可以显著加剧企业的债券融资成本负担, 表现为高气候政策敏感性企业的债券信用利差显著高于其他企业.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 该效应在长期债券、 气候政策冲击水平整体加强的时期以及气候政策负向敏感的企业更为凸显. 而且, 内部环境治理和外部执法环境是气候政策冲击影响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两个重要渠道. 本文补充了气候政策冲击的微观分析框架与经验证据, 从债券融资成本视角拓宽了气候金融文献, 有助于政策制定者理解“双碳”背景下微观实体的投融资风险.

政府开放公共数据资源是其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重大战略举措. 然而, 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是否被社会公众所利用从而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仍是一个有待检验的实证问题. 为此, 本文基于企业高质量发展视角, 研究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以反映公共数据资源作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动力方面的价值. 以2010年至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以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为准自然实验, 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本文发现, 与没有位于数据开放省份的企业相比, 位于数据开放省份的企业在数据开放后其全要素生产率更高, 表明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具有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价值. 该回归结果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 安慰剂检验、 替换变量衡量方法、 加入滞后项等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 机制检验发现, 管理层对公共数据资源需求更大、 数据资源处理能力更强的企业, 或者外部利益相关者监督企业所需公共数据资源更多的企业, 主回归效应更显著, 表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由于信息处理成本的下降进而促进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共数据资源的使用. 进一步研究发现, 开放公共数据资源降低了企业的经营费用、 盈余管理和融资约束. 本文丰富了公共数据资源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 为政府数据开放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 同时为数据资源价值提供了可靠的因果证据.

准确刻画碳排放效率和正确评价碳交易政策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基于改进的随机前沿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收集了2003-2019年30个省(市)的能源消耗及经济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并测算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试点省份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实证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降低试点地区4.4%的碳排放量,提高试点地区10.4%的碳排放效率,有助于推动实现“双碳”目标.机制分析表明,碳交易政策通过降低能源消耗量、调整能源结构和限制重点行业(如水泥)产能来减少碳排放量和提高碳排放效率;然而该政策并没有显著促进企业低碳技术的研发.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碳排放权试点政策的实施中,交易价格具有调节作用,即价格越高,减碳效果越显著.这些发现为全国范围内推广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时代, 消费者基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产生的搜索与评论等内容拓展了旅游需求预测的数据来源. 虽然已有研究聚焦消费者对旅游目的地整体情感倾向的挖掘, 但是少有研究考虑消费者对餐饮、住宿、交通和服务等细粒度层面的差异化评价对需求预测的影响. 本文以九寨沟景区客流量预测为例, 采用基于机器学习的细粒度情感分析方法对携程、去哪儿网、大众点评和美团等多源数据进行文本分析, 构建涵盖八个维度的细粒度情感指数, 对客流量开展一步和多步预测, 并与包含搜索引擎指数及整体情感指数的模型进行对比. 结果表明: 在基于时间序列、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三种不同类型的预测模型中, 包含细粒度情感指数的模型均能显著提高旅游需求预测的准确性. 在样本外预测中, 所构建的包含细粒度情感指数的模型较包含搜索引擎指数和整体情感指数的模型, 预测精度平均提升17.78%和6.53%. 本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多维数据驱动的旅游需求预测提供创新研究方法.

为大力发展生鲜农产品产地初加工, 针对政府选择何种策略有效干预生鲜供应链的问题, 分别构建了无政府干预、对生产商实施增值税减免、生产成本补贴、增值税减免加生产成本补贴四种情形的博弈模型, 从改善社会整体福利的视角研究了最优的政府干预策略, 剖析了不同策略如何影响生鲜供应链的均衡决策. 研究结果表明, 政府在实施增值税政策时, 其征收的增值税随着税率的增大呈先递增后递减的规律, 提高税率对供应链各主体收益的负向影响从生产端向消费端逐级加强. 考虑政府干预成本后, 随着单位补贴率的增大, 政府的最优干预策略依次为组合策略、生产成本补贴策略、增值税减免策略. 三种策略均可有效平抑物价、扩大供给、提升新鲜度, 其中组合策略的激励效果相对显著.

大气环境治理由属地管理模式向联合防控过渡, 区域联防联控已经成为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举措. 但联防联控也无法完全脱离属地治理而存在, 如何协调联防联控与属地治理成为大气污染治理的关键. 本文利用2000--2018年我国311个城市所颁布的12166条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文本, 并结合无监督学习与空间计量模型, 从政策治理角度对属地治理的政策关联性及其影响效应进行了探究. 研究发现, 地方防控政策以监督监管为主, 包括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项目管控扬尘控制、移动污染源控制等, 但在具体防控方面各有侧重; 并且地区政策关联性越高, 其污染排放、能源消耗、产业发展也越具有相似性. 结果表明, 污染排放与一些影响因素如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 也是由相似的政策防控体系所导致. 属地治理中潜在的政策关联性可以成为区域联合治理的基础, 通过进一步整合政策关联性较高的地区推进区域环境协同治理. 本研究为大气污染的空间溢出与传导提供了新的解释, 并为区域联防联控提供了可行性方向.

本研究基于大规模居民电力需求响应(EDR: electricity demand response)实验以及家庭用电调查数据, 利用机器学习和SHAP (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ory)值算法从全局和个体两个层面对影响居民参与需求响应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识别和异质性分析. 研究发现, 居民是否参与需求响应活动是外部激励, 家庭结构, 用电规律与习惯倾向, 用电知识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效应的大小和极性存在着丰富的异质性.其中, 电话营销等外部激励对用户参与需求响应影响最大, 其效果在年龄较大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较为明显; 响应时段基准用电量在1度左右的用户参与倾向较大; 节能环保意识较强且具有较高节电条件的家庭参与概率更高. 同时, 依据SHAP值的交互以及分解性质, 在后续需求响应活动中对用户进行分类营销, 可以节省93.9%的营销成本, 并提高46.4%的参与人数. 本研究对不同群体的异质性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研究, 为未来新型电力系统下进行更为精确和智能的需求响应提供了重要支撑.

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 扩大以数字技术应用为特征的新基建投资, 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我国2004-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 实证检验了新基建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 结果显示: 新基建投资会促进本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转型, 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新基建投资会抑制产业结构协调化转型, 但是这种负面影响在地区间不具有传染性; 新基建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不同基建类型和东中西部地区中具有异质性. 上述结论对我国抓准新基建投资方向,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有一定政策启示.

在绿色经济潮流下, 平台上的商家开始逐渐向绿色转型, 其中流量营销对商家的转型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 研究建立了单产品模型 (仅生产传统产品) 与两产品模型 (同时生产传统产品与绿色产品), 创新性地关注了绿色转型过程中同时生产传统产品和绿色产品商家的流量决策问题, 分析了绿色转型商家的最优流量策略以及流量营销对商家绿色转型的影响. 研究表明, 商家应用流量为竞争中的弱势产品提供更多支持, 以此实现传统与绿色市场的平衡. 但流量并非多多益善, 尤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较高的流量会损害商家利润. 随着消费者绿色意识的提高, 商家总是得益于流量营销下的绿色转型. 此外, 消费者绿色偏好是影响商家流量策略的关键因素, 有趣的是, 随着消费者绿色偏好的增大, 商家反而越倾向于减少绿色产品流量, 这是商家保护传统产品的一种必然选择.

股价联动是金融市场风险传染的主要表现, 研究股价联动的影响因素对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鲜有文献关注分析师报告包含的相似信息与股价联动的关系, 但证券分析师在股票市场上扮演着重要的信息中介角色, 其生产的相似信息将通过引起投资者的同向交易对股价联动造成影响. 文章利用2015年1月-2023年5月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师报告, 引入TF-IDF文本分析方法测算共同分析师报告和个体分析师报告的文本相似度, 探讨分析师报告中相似信息对股价联动的影响. 研究发现: 1)分析师报告中的相似信息能够显著促进股价联动. 2)个体和机构投资者交易行为在文本相似度对股价联动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3)共同分析师生产更多的相似信息, 会加剧股价联动异象, 进一步研究表明, 若股票对属于同一行业这一结论则更加显著. 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入理解分析师生产的信息对股价联动的影响机制, 为投资者理性投资及监管者加强市场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现有区块链赋能供应链研究分散且呈现碎片化态势, 对其研究视角、 发展脉络、 学术争鸣与盲区尚未给出清晰阐释. 系统梳理其理论体系助力学术界精准探究区块链赋能供应链管理范式是当前亟需关注的重要议题. 本文基于CNKI及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采用图谱量化法分析区块链赋能供应链研究动态, 研究发现: 1) 区块链赋能供应链研究视角主要从“信息流视角” “资金流视角”以及“物流视角”三部分展开(视角); 2) “区块链对供应链的影响作用研讨” “区块链赋能供应链机制揭示” “区块链赋能供应链实现模式”是区块链赋能供应链研究的主干内容, 每部分内容分别呈现出“由整体作用分析到分类作用分析” “由外生变量分析到内生变量分析” “由整体实现模式设计到分类实现模式设计”的演进历程(脉络); 3) 学术争鸣聚焦于“关于区块链上信息传递的争鸣” “关于区块链影响作用的争鸣” (争鸣); 4)存在“未充分考虑区块链上的信息泄露问题” “未充分考虑消费者对区块链的偏好问题” “未充分考虑区块链引入效率问题”三个盲区(盲区).

本文基于储能技术创新能够促进能源绿色转型的经验证据, 构建了一个包含储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定向技术进步模型, 采用理论建模和数值模拟方法, 研究在储能技术水平较低的背景下, 政策应该如何支持技术创新来实现能源绿色转型. 研究发现: 1)实现能源绿色转型需要同时解决环境的负外部性和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 碳税搭配价格补贴和信贷优惠的政策组合优于单独的碳税政策. 2)为了支持储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 在初期两类技术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需要较强的政策支持力度, 之后力度随着两类技术的水平提高而降低, 最终可以完全退出. 3)对储能部门和可再生能源部门的价格补贴力度应该根据储能技术与可再生能源技术之间的差距做出调整, 而信贷优惠政策可以在两部门保持相近的力度. 4)制定政策还需要充分考虑可再生能源和储能的搭配比例以及二者的互补性, 储能占比越高或互补性越强, 政策支持的力度应越大, 持续时间也应越长.

本文搭建了并行CNN-LSTM深度学习模型, 挖掘了沪深两市互动平台上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管理层的互动文本, 从文本内容和语义特征出发量化投资者与管理层的信息交互过程, 通过识别投资者问询内容和公司回复质量, 分析了其对公司股价泡沫的影响效应. 研究发现, 投资者对不同内容的提问关注对股价泡沫的影响效应有显著差异, 其中对公司股票和财务类信息的提问关注可以抑制股价泡沫频率和强度, 而对公司研发生产和销售类信息的提问关注则提升了股价泡沫频率和强度; 管理层针对投资者提问的回复明确性越高, 越可以显著降低股价泡沫频率, 但对股价泡沫强度没有呈现显著影响. 进一步看, 外部信息环境越差、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低, 互动平台信息交互对公司股价泡沫的影响效应越明显, 公司信息透明度在这一影响效应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研究结论有助于从微观视角理解我国投资者互动平台中的信息交互行为对股市运行的影响机理.

针对低碳条件下多车型动态车辆路径优化问题,将研究过程分为预优化和动态调整两阶段,以总成本最低为目标函数构建优化模型,采用改进自适应遗传算法(IAGA)对模型进行求解.预优化阶段是在满足店铺需求、退货、车辆油量、工作时间、道路情况等约束下,采用IAGA算法,生成初始的配送方案;在动态调整阶段,综合店铺需求变化、道路状况、临时退货、以及当前配送车辆位置、载货量及油量情况.通过实验分析验证了模型和算法的可行性,有效地降低了总成本,为企业配送策略的制定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服务, 对于企业提升融资效率、 降低交易成本有着重要作用, 而巨大利益背后往往伴随着伪供应链金融事件频发, "供应链安全"逐渐被提升到宏观国家安全体系的层次. 本文利用2007--2021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开展供应链金融会显著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且在非国有企业、 小规模企业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机制检验表明, 供应链金融会通过提高公司经营效率、 缓解投资不足、 稳定供应链关系等传导路径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而降低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 此外, 拥有良好银企关系、 行业竞争度更高、 管理层风险偏好更高的企业, 可以更大程度地增强供应链金融对降低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 在当前企业面临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背景下, 本文研究为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以降低企业生产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进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可行思路.

本文构建了含有异质估值的理性预期均衡模型, 在传统价值投资者与 ESG 投资者对同一风险资产存在相关但不相同估值的设定下, 分析了 ESG 披露质量如何影响公司权益资本成本. 结果表明: 在内生化传统价值投资者信息获取的情况下, 当最优信息获取为角点解时, 提高公司 ESG 披露的质量将带来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 而当信息获取为内点解时, ESG 披露的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呈非单调关系, 同时, 取得这些不同关系的参数条件也由模型的解析解给出. 研究结果调和了当前结论相左的实证研究, 也揭示了强制 ESG 披露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 即提高 ESG 披露的质量并不总是带来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下降.

本文构建中国分省——世界多区域嵌套投入产出表, 从省级尺度测算中国对欧盟出口隐含碳排放, 并利用结构分解分析进一步研究隐含碳变动的驱动因素. 结果显示, 2017年中国对欧出口隐含碳排放为2. 49亿吨, 相当于中国碳排放总量2.45$\%$;隐含碳的省级分布差异明显, 江苏、广东、山东、河北、浙江、辽宁和内蒙古这七个千万吨以上的省份合计占56$\%$;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直接相关的基础金属、金属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化工业四个行业对欧出口隐含碳为2144万吨, 占中国对欧出口隐含碳9$\%$. 从2012年到2017年, 中国对欧出口隐含碳减少了1662万吨, 12个省份对欧出口隐含碳增加, 18个省份实现减少;生产结构效应或直接碳强度效应是绝大部分省份隐含碳变动的首要驱动因素. 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中国管理隐含碳及未来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提供一定的参考.

文章首次在国内价值链(NVC)下界定了以高附加值和低碳排放为核心的“绿色增长”, 厘清了其背后非对称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特征, 还首次利用阶梯式结构分解(HSDA)方法测算分析了产业转移效应对国内绿色增长不平衡性的贡献程度, 并识别了关键的产业路径. 结果发现, 2012-2017年各省市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整体上促进了中国增加值收益和碳排放量“脱钩”, 但非对称产业升级伴随的产业转移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地区间绿色增长的不平衡性, 且主要表现为沿海发达省市对河北、山西、内蒙古的增加值碳排放净转出, 其中2007-2015年产业转移效应是最主要因素, 2015-2017 年碳排放系数差异则占主导地位. 关键产业路径表现为, 沿海发达省市对建筑服务、中高/高技术制造业以及其他服务业的最终需求, 引致了河北、内蒙古、山西中低技术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的生产和增加值碳排放净转入, 这对于从产业链层面提出差异化碳排放权分配机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自然灾害、 人为破坏等风险事件会给道路交通系统带来多点并发、 程度不一的结构破坏和功能失效, 降低系统服务水平甚至导致部分起讫点之间的出行中断. 以提升道路交通系统韧性为目标, 在风险事件发生前/后对系统组件可以采取一定的保护/修复措施, 使系统更好地抵抗、 响应风险事件并从中快速恢复, 以提升系统在风险事件发生、 发展、 恢复过程中的累积服务水平. 本文简要回顾交通系统韧性定义和评估方法的研究现状, 重点综述了以韧性提升为目标的交通系统组件保护和修复策略优化相关研究成果, 进而对该领域未来重点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高速铁路是中国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 具有极高的经济和战略意义. 本文针对中国高速铁路运输网络的拓扑结构和韧性问题进行研究. 首先本文构建了中国高速铁路超网络, 并进行可视化处理. 其中存在部分线路脱离中国高速铁路主要网络的情况. 然后选择契合高速铁路运输网络特性的指标对其进行拓扑分析. 最后选择自然连通度作为网络韧性量化指标, 选取随机和蓄意两种策略对网络抗毁能力进行动态评估. 结果表明中国高速铁路超网络中存在少数节点发挥着主要作用的现象, 如郑州东站、 南京南站等, 具有巨大价值. 通过实验结果可以看出优先攻击此类节点对网络自然连通度的影响最大. 本文将超图理论与高速铁路网络相结合, 在结合地理相关性的基础上考虑了运营关系, 使对高速铁路运输网络的拓扑特性和网络韧性的研究更加准确. 本文的研究成果能够为高速铁路网络的规划、 建设和运营提供科学参考, 对于促进我国铁路运输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为缓解交通压力, 我国多个城市出台各类限制燃油车的政策,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新能源车与燃油车之间的竞争. 基于上述现实, 本文在考虑消费者对新能源车存在续航或 补能焦虑的情况下, 构建由一个燃油车企和一个新能源车企组成的汽车市场竞争决策模型, 通过分析政府对燃油车采取摇号、 限行、 摇号加限行三种政策情形下两类车企的最优决策, 并对各政策下的均衡结果进行比较, 探讨燃油车企和新能源车企在需求和收益方面占优政策 选择的阈值条件.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 在摇号政策下两车企总能实现最优收益, 而只有当 限行政策引发消费者对燃油车的焦虑程度低于消费者对新能源车的焦虑程度时, 限行政策和 摇号加限行政策下两类车企才能实现收益最优; 第二, 在限行政策的基础上若政府再对燃油 车进行摇号限制并不会改变两类车的价格. 第三, 从需求和收益角度来讲, 摇号加限行政策 不能成为燃油车企的占优选择, 而限行政策不能成为新能源车企的占优选择, 当消费者对燃 油车和新能源车的焦虑程度都较大时, 摇号政策能够同时成为两类车企的占优选择. 然而, 当政府对燃油车的摇号资格限制条件越严格时, 摇号政策同时成为两类车企占优选择的可能 性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