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推动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和提升中国经济韧性的关键举措. 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之一, 工业机器人依靠数字技术和大数据算法来执行各项任务, 改变了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模式. 本文根据中国2012——2019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 探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韧性的影响. 研究发现, 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增强了企业韧性, 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 机制检验表明, 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两条机制增强企业韧性. 异质性分析发现,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韧性的积极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产品技术复杂度高、技术匹配度高以及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 本研究为人工智能经济后果研究增添了新的证据, 拓展了企业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文献, 也为通过人工智能增强企业韧性, 进而提高中国经济韧性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政策启示.

推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对于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带动我国数字经济做大做强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立足管理者角色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 使用基于偏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构方程模型 (partial least square-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 实证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前因. 研究结果表明: 1) 企业家精神、 数字文化宣传者、 组织结构变革者等管理者特征, 以及感知能力、 学习能力、 整合能力、 协调能力等企业动态能力, 均正向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倾向及产出; 2) 进一步分析发现, 管理者特征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动态能力水平, 且管理者特征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果受到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调节; 3) 上述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及不同地区的企业之间存在异质性. 上述结果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前因的相关研究, 为企业培养数字时代管理者并提升动态能力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实践路径.

作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手段, 产业政策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文基于“九五”至“十一五”时期省级地方政府五年规划文本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 构建一个交错型DID识别策略, 实证分析了地方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 地方重点产业政策能够通过成本效应(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低息贷款)和竞争效应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地方重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式均会对产业政策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结合地区比较优势制定以及分散化实施的地方重点产业政策效果均更好. 本文的研究为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提供了中国经验上的证据, 从而为政府更好地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近年来, 由于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疫情的冲击, 我国外卖行业取得了显著增长. 外卖服务不仅有效减轻了顾客对延迟的敏感性, 还为商家创造了更广泛的市场需求. 实践中, 多数商家采用了集中式运营, 即一个店铺同时接受外卖和堂食订单. 与此同时, 一些商家选择了分散式运营, 即在经营堂食店铺的同时, 另外开设专门的外卖店铺以接受外卖订单. 为了探究外卖渠道对商家决策的影响, 本研究在易拥塞的场景中建立了双渠道服务系统. 该系统刻画了两种运营模式下顾客的均衡策略, 并深入研究了外卖质量水平对商家利润的影响. 最终, 研究根据不同的外卖服务质量水平制定了最优的商家运营策略. 研究发现: 1) 在分散式运营模式下, 商家为外卖渠道分配的服务能力与外卖质量水平之间存在非单调关系, 即更高的外卖质量水平可能促使商家减少外卖渠道的人员配置. 2) 尽管更高的外卖质量水平能够吸引更多的顾客, 但令人惊讶的是, 本研究表明提高外卖质量可能会导致商家的利润下降, 这一现象在集中式运营和分散式运营两种情境下都有体现. 3) 虽然分散式运营可能降低订单处理效率, 但当外卖服务质量较高时, 采用该模式可以有效减轻外卖渠道对堂食渠道的蚕食效应, 进而实现更高的利润. 结果显示, 只有当外卖服务质量适中时, 集中式运营才能为商家带来最高的利润. 此外, 我们从边际成本、外卖配送费等多个角度出发, 进一步验证了该结论的稳健性.

欧盟《新电池法》的执行加剧了市场对回收电池的需求, 单一渠道回收退役动力电池已无法完全满足生产需要, 双渠道回收模式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本文首先提出了单渠道回收退役动力电池模型, 并在所提模型的基础之上拓展出两种双渠道回收模型, 分析了不同模式下关键参数变化对均衡结果的影响, 探讨了双渠道回收模式下政府补贴对供应链成员策略偏好和回收激励的影响. 研究表明: 1)市场规模、市场折扣系数、翻新成本、价格敏感系数的变动会引起供应链成员策略的调整, 增加营销投入提高市场对翻新电池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对供应链成员总是有益的. 2)更加严格的环境政策下, 电池制造商(BM)、第三方电池回收商(RM)选择RE模式更有利, 而RB模式可以帮助新能源汽车制造商(EV)削弱环境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政府补贴对EV和RM的激励更加显著, 对BM的激励则非常有限. 4)严格的环境政策总是会降低供应链整体利润, 而政府补贴有利于提高供应链整体绩效. 无政府补贴时, 宽松的环境政策下应选择RB模式来提高供应链整体收益, 否则单渠道模式有利于提高供应链整体收益. 有政府补贴时, RB模式始终对供应链更有益.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管理见解: 供应链成员应当增加营销投入提高市场对翻新电池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 政府补贴可以有效激励EV和RM参与回收退役动力电池, 而针对BM的激励政策则应当更加多元化. 本研究仅考虑了政府补贴对供应链成员绩效水平的影响, 未来将会进一步探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对供应链成员策略选择和电池循环利用的影响.

“输煤转输电”对于改善能源受端地区生态环境和减少煤炭消费具有重要作用, 但现实中却陷入困境. 本文基于“三西”地区向京津冀地区“输煤转输电”实践, 利用多区域CGE模型定量分析了“输煤转输电”对二者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应. 发现当前“输煤转输电”能源输送转型困境的根本症结在于能源送端与受端地区之间利益失衡, 即京津冀地区大气环境获益而“三西”地区却遭受大气环境和经济双重负面冲击. 本文结合“十四五”大气环保目标, 得出2021——2025年“三西”地区向京津冀地区“输煤转输电”的年均增长合理区间为[14%,27%], 提出对两地区开展联合大气治污的环保优化税率区间, 以及经济补偿和分配方案. 本文为摆脱“输煤转输电”转型困境提供了破解路径和方案参考, 有助于京津冀地区顺利完成生态目标.

绿色发展涉及面广, 涵盖范围大, 利益诉求差异性使得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三方在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博弈中无法达成有效共识. 本研究基于绿色偏好视角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分析了绿色监管、绿色转型和绿色债券投资行为决策之间的相关性. 研究发现, 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绿色偏好大小对绿色发展存在不同影响. 企业绿色偏好对绿色转型起决定性作用. 首先, 当企业的绿色偏好较大时, 即便政府不进行绿色监管或金融机构不投资绿色债券, 企业仍然会进行绿色转型生产. 而企业绿色偏好较小时, 会出现政府做出绿色监管决策但不产生政策效应的现象. 其次, 当企业的绿色偏好大小处于特定区间, 而金融机构和政府的绿色偏好较大时, 存在绿色转型和绿色债券发行同时成功或同时失败两种可能. 最后使用数值模拟方法验证了本文主要结论.

准确刻画碳排放效率和正确评价碳交易政策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基于改进的随机前沿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收集了2003-2019年30个省(市)的能源消耗及经济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并测算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试点省份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实证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降低试点地区4.4%的碳排放量,提高试点地区10.4%的碳排放效率,有助于推动实现“双碳”目标.机制分析表明,碳交易政策通过降低能源消耗量、调整能源结构和限制重点行业(如水泥)产能来减少碳排放量和提高碳排放效率;然而该政策并没有显著促进企业低碳技术的研发.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碳排放权试点政策的实施中,交易价格具有调节作用,即价格越高,减碳效果越显著.这些发现为全国范围内推广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在新时代背景下, 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城市发展效率提升, 而数字经济在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驱动作用. 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发展效率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 并采用时空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发展效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研究发现: 1)数字经济明显促进了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的城市发展效率, 并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仍然成立; 2)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来促进城市发展效率提升, 但提升作用受限于土地效益的减低, 同时产业融合、 技术进步以及城乡融合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机制作用; 3)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发展效率提升的作用呈现出"先降后升"的非线性变化趋势及空间溢出特点; 4)数字经济对城市发展效率的影响存在城市等级和地理区域异质性, 即在行政级别高和人口规模大的城市, 以及东部和北方地区, 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发展效率提升的作用更为明显. 以上研究结论意味着, 当前我国应以城市发展效率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考量目标, 并将数字经济发展作为驱动城市发展效率提升的主要动力.

高质量发展和“双碳”战略目标要求兼顾经济收益和环境成本. 跨国投资在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同时, 也带来属权经济收益分配和属地碳排放责任划分的争议. 本文基于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国际间投入产出表, 采用反事实和情景分析方法探讨投资布局调整引致的全球价值链结构变动及其对中国国民收入和碳排放的影响. 研究表明: 2005-2016年全球价值链结构变动对中国国民收入和碳排放的累计正向贡献分别为15.23%和20.50%; 以2016年为基准, 若所有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经济体均撤走在华投资, 其引致的产业迁出将使得当年中国国民收入下降8.37%$\sim$8.71%, 生产侧碳排放下降12.32%$\sim$12.88%, 单位减碳的国民收入损失约为800美元; 若在此过程中, 中国能积极参与并主导全球产业链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 单位减碳的国民收入损失约为700美元, 略小于发达经济体主导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本文通过预判全球价值链结构变动的经济和环境影响, 可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

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 必须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本文利用2015、 2017以及2019年三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实证研究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研究发现, 缴存和提取住房公积金显著提高了家庭消费水平, 并改善家庭消费结构. 稳健性检验表明, 在更换核心变量定义方式、 替换工具变量以及放松工具变量排他性约束条件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 异质性分析显示, 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有房、 低收入以及中青年家庭消费产生更大的影响. 进一步研究发现, 缴存住房公积金能够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 提取住房公积金能够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并缓解流动性约束, 从而促进家庭消费. 本文提供了住房公积金制度促进家庭消费、 改善家庭消费结构的微观证据, 可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数字经济在产业绿色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探究产业数字化的减污降碳效应和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利用Eora全球供应链数据库提供的中国1991-2008年投入产出表以及匹配的行业环境和能源消费卫星账户,从要素生产效率的视角实证考察了行业数字化投入对碳排放和污染排放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行业数字化投入对碳排放和污染排放均存在非线性影响,这种影响在缓解数字化投入的内生性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投入对减污降碳的非线性影响主要由数字化投入水平高低和要素生产率高低同时决定.在所考察的样本期内,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存在数字经济的“生产率悖论”,这主要是因为数字化投入早期来源数字基础设施行业的数字化投入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导致,要素生产率与数字化投入呈“U”型关系,而排放量与要素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样本期内的数字化投入和要素生产率均处于较低水平,数字化投入通过“负负得正”的效应促进了行业减污降碳.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投入对中高能耗行业、制造业、资源密集型行业以及行业处于较高出口依赖度时具有更强的减污降碳效应,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研究内容为对于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服务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及加强绿色供应链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近年来国内外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多, 企业债务问题频出, 违约风险不容忽视. 在低碳绿色发展背景下,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环境规制, 在激励企业碳减排的同时, 是否对企业违约风险产生影响?本文基于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使用2010——2020年试点地区上市公司数据, 通过双重差分法、三重差分法研究碳交易政策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 研究发现, 碳交易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企业特别是高污染企业的违约风险. 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 结论仍然成立. 机制研究表明, 碳交易政策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和缓解融资约束三条路径降低违约风险. 异质性分析表明, 试点政策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较强以及公众环境关注程度较高的地区, 对企业违约风险的缓解作用更显著. 本文拓宽了环境风险与违约风险关系的相关研究, 丰富了碳金融市场微观层面效果的经验证据, 同时也为企业绿色转型中的金融风险防控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引擎,推动了就业结构转型.文章从投入-产出视角构建综合数字经济指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半参数广义可加模型(GAM)探究数字经济对农村女性就业的动态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女性就业特征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总体来看,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收入呈上升趋势,工作时间呈下降趋势; 较高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女性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从事制造业的促进作用减小,对女性从事高质量服务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农村女性可支配时间、累积人力资本和拓展信息获取渠道影响就业.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能农村女性的就业和收入促进作用更强; 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农村女性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因此,既要注重数字经济的发展,亦要关注农村女性适龄劳动人口知识技能素养的提升,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资本累积效应,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要求.

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恰好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相契合, 数字经济是新时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是在高质量中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的内涵, 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并利用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 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深入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收入水平, 并且对于不同收入群体有显著异质性, 相比高收入群体, 数字经济对低收入群体的促进作用更强. 机制分析表明, 数字经济的普惠性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 为低收入群体创造了均等的发展机会, 提升了创业活跃度, 促进了就业增长, 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劳动力非农转型, 从而使得农户总收入增加, 降低了收入差距. 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政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参考.

如何有效识别和应对低碳转型不确定性下的多维经济金融风险, 确保安全降碳, 是平稳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保障. 本文利用中国新闻文本数据, 构建了中国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进而考察气候政策冲击对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及背后的机理. 本文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气候政策敏感企业预期现金流波动的视角构建融资决策理论模型, 并结合2009-2020年上市企业月度财务数据实证检验理论假说. 研究发现, 气候政策冲击可以显著加剧企业的债券融资成本负担, 表现为高气候政策敏感性企业的债券信用利差显著高于其他企业.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 该效应在长期债券、 气候政策冲击水平整体加强的时期以及气候政策负向敏感的企业更为凸显. 而且, 内部环境治理和外部执法环境是气候政策冲击影响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两个重要渠道. 本文补充了气候政策冲击的微观分析框架与经验证据, 从债券融资成本视角拓宽了气候金融文献, 有助于政策制定者理解“双碳”背景下微观实体的投融资风险.

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 扩大以数字技术应用为特征的新基建投资, 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我国2004-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 实证检验了新基建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 结果显示: 新基建投资会促进本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转型, 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新基建投资会抑制产业结构协调化转型, 但是这种负面影响在地区间不具有传染性; 新基建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不同基建类型和东中西部地区中具有异质性. 上述结论对我国抓准新基建投资方向,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有一定政策启示.

大气环境治理由属地管理模式向联合防控过渡, 区域联防联控已经成为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举措. 但联防联控也无法完全脱离属地治理而存在, 如何协调联防联控与属地治理成为大气污染治理的关键. 本文利用2000--2018年我国311个城市所颁布的12166条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文本, 并结合无监督学习与空间计量模型, 从政策治理角度对属地治理的政策关联性及其影响效应进行了探究. 研究发现, 地方防控政策以监督监管为主, 包括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项目管控扬尘控制、移动污染源控制等, 但在具体防控方面各有侧重; 并且地区政策关联性越高, 其污染排放、能源消耗、产业发展也越具有相似性. 结果表明, 污染排放与一些影响因素如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 也是由相似的政策防控体系所导致. 属地治理中潜在的政策关联性可以成为区域联合治理的基础, 通过进一步整合政策关联性较高的地区推进区域环境协同治理. 本研究为大气污染的空间溢出与传导提供了新的解释, 并为区域联防联控提供了可行性方向.

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服务, 对于企业提升融资效率、 降低交易成本有着重要作用, 而巨大利益背后往往伴随着伪供应链金融事件频发, "供应链安全"逐渐被提升到宏观国家安全体系的层次. 本文利用2007--2021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开展供应链金融会显著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且在非国有企业、 小规模企业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机制检验表明, 供应链金融会通过提高公司经营效率、 缓解投资不足、 稳定供应链关系等传导路径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而降低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 此外, 拥有良好银企关系、 行业竞争度更高、 管理层风险偏好更高的企业, 可以更大程度地增强供应链金融对降低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 在当前企业面临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背景下, 本文研究为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以降低企业生产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进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可行思路.

在绿色经济潮流下, 平台上的商家开始逐渐向绿色转型, 其中流量营销对商家的转型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 研究建立了单产品模型 (仅生产传统产品) 与两产品模型 (同时生产传统产品与绿色产品), 创新性地关注了绿色转型过程中同时生产传统产品和绿色产品商家的流量决策问题, 分析了绿色转型商家的最优流量策略以及流量营销对商家绿色转型的影响. 研究表明, 商家应用流量为竞争中的弱势产品提供更多支持, 以此实现传统与绿色市场的平衡. 但流量并非多多益善, 尤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较高的流量会损害商家利润. 随着消费者绿色意识的提高, 商家总是得益于流量营销下的绿色转型. 此外, 消费者绿色偏好是影响商家流量策略的关键因素, 有趣的是, 随着消费者绿色偏好的增大, 商家反而越倾向于减少绿色产品流量, 这是商家保护传统产品的一种必然选择.

为大力发展生鲜农产品产地初加工, 针对政府选择何种策略有效干预生鲜供应链的问题, 分别构建了无政府干预、对生产商实施增值税减免、生产成本补贴、增值税减免加生产成本补贴四种情形的博弈模型, 从改善社会整体福利的视角研究了最优的政府干预策略, 剖析了不同策略如何影响生鲜供应链的均衡决策. 研究结果表明, 政府在实施增值税政策时, 其征收的增值税随着税率的增大呈先递增后递减的规律, 提高税率对供应链各主体收益的负向影响从生产端向消费端逐级加强. 考虑政府干预成本后, 随着单位补贴率的增大, 政府的最优干预策略依次为组合策略、生产成本补贴策略、增值税减免策略. 三种策略均可有效平抑物价、扩大供给、提升新鲜度, 其中组合策略的激励效果相对显著.

自然灾害、 人为破坏等风险事件会给道路交通系统带来多点并发、 程度不一的结构破坏和功能失效, 降低系统服务水平甚至导致部分起讫点之间的出行中断. 以提升道路交通系统韧性为目标, 在风险事件发生前/后对系统组件可以采取一定的保护/修复措施, 使系统更好地抵抗、 响应风险事件并从中快速恢复, 以提升系统在风险事件发生、 发展、 恢复过程中的累积服务水平. 本文简要回顾交通系统韧性定义和评估方法的研究现状, 重点综述了以韧性提升为目标的交通系统组件保护和修复策略优化相关研究成果, 进而对该领域未来重点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本文搭建了并行CNN-LSTM深度学习模型, 挖掘了沪深两市互动平台上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管理层的互动文本, 从文本内容和语义特征出发量化投资者与管理层的信息交互过程, 通过识别投资者问询内容和公司回复质量, 分析了其对公司股价泡沫的影响效应. 研究发现, 投资者对不同内容的提问关注对股价泡沫的影响效应有显著差异, 其中对公司股票和财务类信息的提问关注可以抑制股价泡沫频率和强度, 而对公司研发生产和销售类信息的提问关注则提升了股价泡沫频率和强度; 管理层针对投资者提问的回复明确性越高, 越可以显著降低股价泡沫频率, 但对股价泡沫强度没有呈现显著影响. 进一步看, 外部信息环境越差、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低, 互动平台信息交互对公司股价泡沫的影响效应越明显, 公司信息透明度在这一影响效应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研究结论有助于从微观视角理解我国投资者互动平台中的信息交互行为对股市运行的影响机理.

从“收入”和“成本”双重角度将数字化纳入到银行风险偏好的理论框架, 并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国银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发现:银行数字化显著提升了自身的风险偏好. 机制检验表明, 银行数字化通过提高收入端的风控效应和降低成本端的管理成本, 进而提高自身的风险偏好. 异质性分析发现, 数字化对较小规模、资本充足率较低及处于金融业发展薄弱地区的银行风险偏好的影响更为显著. 贷款配置方面, 数字化驱动风险偏好提升会进一步对信用贷款和公司贷款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研究还发现, 数字化有利于驱动银行“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同时对内部银行绩效也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 不仅降低了破产风险还提高了收益. 本文有助于深层次理解银行数字化的微观经济后果, 从而为制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经济政策提供经验支撑.

高速铁路是中国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 具有极高的经济和战略意义. 本文针对中国高速铁路运输网络的拓扑结构和韧性问题进行研究. 首先本文构建了中国高速铁路超网络, 并进行可视化处理. 其中存在部分线路脱离中国高速铁路主要网络的情况. 然后选择契合高速铁路运输网络特性的指标对其进行拓扑分析. 最后选择自然连通度作为网络韧性量化指标, 选取随机和蓄意两种策略对网络抗毁能力进行动态评估. 结果表明中国高速铁路超网络中存在少数节点发挥着主要作用的现象, 如郑州东站、 南京南站等, 具有巨大价值. 通过实验结果可以看出优先攻击此类节点对网络自然连通度的影响最大. 本文将超图理论与高速铁路网络相结合, 在结合地理相关性的基础上考虑了运营关系, 使对高速铁路运输网络的拓扑特性和网络韧性的研究更加准确. 本文的研究成果能够为高速铁路网络的规划、 建设和运营提供科学参考, 对于促进我国铁路运输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文构建中国分省——世界多区域嵌套投入产出表, 从省级尺度测算中国对欧盟出口隐含碳排放, 并利用结构分解分析进一步研究隐含碳变动的驱动因素. 结果显示, 2017年中国对欧出口隐含碳排放为2. 49亿吨, 相当于中国碳排放总量2.45$\%$;隐含碳的省级分布差异明显, 江苏、广东、山东、河北、浙江、辽宁和内蒙古这七个千万吨以上的省份合计占56$\%$;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直接相关的基础金属、金属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化工业四个行业对欧出口隐含碳为2144万吨, 占中国对欧出口隐含碳9$\%$. 从2012年到2017年, 中国对欧出口隐含碳减少了1662万吨, 12个省份对欧出口隐含碳增加, 18个省份实现减少;生产结构效应或直接碳强度效应是绝大部分省份隐含碳变动的首要驱动因素. 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中国管理隐含碳及未来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提供一定的参考.

随着深度学习的发展, 深度自编码器被广泛应用于异常检测任务中. 然而, 现有一些基于深度自编码器的异常检测算法仍存在数据分布复杂多样、误报率、漏报率高等问题. 为解决以上问题,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自编码器的自适应异常检测算法, 该算法采用基于密度峰值的自适应地标过滤机制, 自适应地选择密度高的样本作为候选地标中心, 旨在发现潜在特征空间中正常样本的多样性. 其次, 利用地标过滤机制对候选地标中心进行过滤和优化, 以此增强地标中心的代表性和稀疏性. 然后, 进一步设计了一种新颖的损失函数来迭代优化模型参数, 旨在增强正常样本与地标中心之间的相关性. 最后, 将所提出的异常检测算法应用于电池故障诊断, 实证结果表明本文的工作在准确度、误报率和漏报率等方面显著优于现有一些异常检测算法, 可以有效识别故障电池, 能够为电池故障识别与状态管理提供技术支持和精准服务.

提升企业ESG表现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本文以2013年发布的“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 采用双重差分等方法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 研究发现, 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作用机制检验表明, 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政府环境关注度、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改善公司信息透明度等路径实现. 异质性分析发现, 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在规模较大、绿色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高污染行业以及客户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中更显著. 本文从可持续发展视角评价数字基础设施的现实作用, 为理解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也为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对策建议.

为缓解交通压力, 我国多个城市出台各类限制燃油车的政策,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新能源车与燃油车之间的竞争. 基于上述现实, 本文在考虑消费者对新能源车存在续航或 补能焦虑的情况下, 构建由一个燃油车企和一个新能源车企组成的汽车市场竞争决策模型, 通过分析政府对燃油车采取摇号、 限行、 摇号加限行三种政策情形下两类车企的最优决策, 并对各政策下的均衡结果进行比较, 探讨燃油车企和新能源车企在需求和收益方面占优政策 选择的阈值条件.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 在摇号政策下两车企总能实现最优收益, 而只有当 限行政策引发消费者对燃油车的焦虑程度低于消费者对新能源车的焦虑程度时, 限行政策和 摇号加限行政策下两类车企才能实现收益最优; 第二, 在限行政策的基础上若政府再对燃油 车进行摇号限制并不会改变两类车的价格. 第三, 从需求和收益角度来讲, 摇号加限行政策 不能成为燃油车企的占优选择, 而限行政策不能成为新能源车企的占优选择, 当消费者对燃 油车和新能源车的焦虑程度都较大时, 摇号政策能够同时成为两类车企的占优选择. 然而, 当政府对燃油车的摇号资格限制条件越严格时, 摇号政策同时成为两类车企占优选择的可能 性就越小.

在复杂社会经济条件下研究传染病的动态传播机制和防控措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本文将社会网络模型和流行病传播模型相结合, 提出了基于社会接触网络的流行病传播模型(contacting network based S-E-$I_{N}$-$I_{F}$, (CNSEII). 现有的静态社会网络难以体现防控政策对网络结构的影响, 为弥补这一不足, 本文搭建了以“个体-家庭-社会”为主体的无标度的三级网络. 基于该网络结构的CNSEII模型能够刻画防控政策对疫情传播的动态影响, 帮助制定科学有效的传染病防控政策. 本文进一步提出并证明了疫情清零的必要性条件和防控隔离有效性定理, 为科学防控重大突发传染病提供了理论支撑. 本文应用仿真模拟对比了不同参数组合对疫情防控结果的影响. 通过实验发现, 病毒强弱和对病毒的筛查力度会显著影响疫情清零时间, 在减少疫情感染人数方面, 降低不同家庭之间的连接程度比直接影响个体节点与社会主网络的接触概率更加有效.

随着国内融资融券市场日渐成熟和金融科技不断进步, 构建智能化的融资融券交易策略成为量化金融领域的重要话题和关键挑战. 该文利用长短期记忆网络(LSTM)预测信息构建专家策略, 提出了集成专家意见的在线融资融券组合交易策略. 首先, 使用多个技术指标作为输入变量, 通过LSTM神经网络模型预测股价的涨跌趋势. 其次, 考虑投资于单支股票的专家, 根据LSTM模型的预测结果构建各专家的买卖策略. 然后, 提出了一种基于专家表现的权重优化模型, 通过求解模型确定每个专家的权重. 最后, 为说明所构建策略的有效性, 利用股票市场历史交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所构建的策略能够获得高于基准策略的绩效表现, 并在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优越性.

国际循环通过产品的生产过程和市场需求两方面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 生产过程方面, 进口中间品和国内中间品的相互替代影响经济增长; 市场需求方面, 国外对我国中间品和最终品的需求影响我国经济增长. 基于结构分解分析方法, 本文将Leontief逆矩阵变动分解为技术水平变动和进口替代, 将最终需求变动分解为国内最终需求变动和出口变动, 从而分别测算国际循环通过两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果表明: 1) 在生产过程方面, 中间品的进口替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2000—2005年表现为进口中间品占比不断上升, 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国际循环的依赖程度不断变大, 2005—2014年表现为国内中间品替代进口中间品, 我国逐渐掌握更多的中间品生产环节, 2015—2021年再次表现为进口中间品占比不断上升; 2) 在市场需求方面, 相比于国内最终需求, 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下降, 我国产品对国际循环最终需求的依赖程度不断降低.

促进城市居民生活碳减排对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中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 对城市居民生活碳排放量进行测算, 结合人口和经济特征将城市聚类为四大类型进行分析, 并对城市居民生活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分析, 进一步利用BP神经网络模型和情景分析法对各类别城市居民减碳潜力进行预测. 结果表明: 1)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碳排放总量逐年递增, 其中用电碳排放占比最高, 供暖碳排放增长率最高; 2) 城市化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能源结构和人口总规模对全国城市居民生活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均为正, 居民能源强度与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效应为负, 且对四类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具有一定差异性; 3) 四类城市居民生活领域均有较大减碳潜力, 且存在较大差异. 第二类城市的减碳潜力明显高于其他城市, 第一类城市居民生活减碳潜力整体最低, 第三、四类城市居民生活减碳潜力变化程度相似, 整体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 各地可因地制宜制定与实施居民减碳相关措施.

融资约束被广泛视为制约企业创新的关键因素, 但缓解融资约束是否一定能促进企业创新却有待探讨. 有鉴于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信贷为主体, 本文主要考察信贷扩张能否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并分析其机制. 利用2015年“取消存款利率上限”政策的实施作为信贷扩张的外生冲击, 本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分析显示政策实施带来的银行存款竞争效应使得民营企业相对于非民营企业获得的贷款规模显著增加, 然而企业在获得额外信贷资源后其创新投入和产出无显著变化. 上述结果在高新技术企业与战略新兴企业等具有较大创新需求的样本中保持不变, 对各地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也不敏感, 并且与企业获得的贷款期限结构无关. 进一步分析发现, 企业在信贷扩张后配置了更多金融资产, 特别是短期金融资产, 说明创新主观意愿不足更可能是信贷扩张并未带来企业创新增加的原因. 本文研究揭示促进企业创新不能仅仅依赖于信贷扩张, 而应结合创新驱动战略, 改善创新环境并减少企业短视行为, 通过提升创新相对回报来促进企业乐于创新.

企业持续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是推动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本文以2009--2022年间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实证检验地方政府环保关注度对企业绿色持续创新水平的影响. 研究发现, 地方政府环保关注度能够提升企业绿色持续创新水平, 表现为地方政府环保关注度越强, 企业绿色持续创新水平越高; 区分企业绿色持续创新活动类型发现, 地方政府环保关注度同时促进了源头管控绿色持续创新水平和末端治理绿色持续创新水平, 但对源头管控绿色持续创新水平影响更明显; 影响机制分析表明, 地方政府环保关注度通过增加环保资源补偿与强化企业管理层环保认知, 进而提升了企业绿色持续创新水平; 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揭示, 在CEO有绿色经历、稳定型机构投资者、重污染行业和环境重点保护城市的样本中, 地方政府环保关注度对企业绿色持续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强烈. 经济后果检验表明, 地方政府环保关注度有利于提升企业环保绩效, 能够改善企业环境表现、增加企业环境优势、降低企业污染物排放和环境治理费用. 本文以企业绿色持续创新水平为切入点, 探讨了地方政府环保关注度的微观层面经济后果, 为当前推动经济向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

本文考虑由供应商、 生产商和消费者组成的供应链, 供应商和生产商根据市场情况决策碳信息披露度及产品溢价. 引入消费者信息信任度、 消费者信息敏感度和信息共享收益系数等参数, 分别构建了信息不对称下的供应链碳信息披露模型以及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供应链碳信息共享模型, 比较分析了不同决策模型中的最优决策. 研究表明: 1)随碳信息披露成本系数的增大, 供应链决策分为供应商和生产商碳信息全披露, 仅生产商碳信息全披露以及供应商和生产商碳信息部分披露三个阶段, 决策主体的最优决策整体呈下降趋势. 2)存在某一碳信息上链成本系数临界阈值, 使得供应商的碳信息披露度更高, 除此之外, 生产商的最优碳信息披露度始终不低于供应商; 当产品初始价格小于某阈值时, 生产商的最优产品溢价更高; 且生产商的最优决策对相关参数的变化更敏感. 3)当碳信息上链成本系数小于一定比例的传统碳信息披露成本系数时, “区块链+碳信息”共享机制下决策主体的利润远高于信息不对称下的利润.

自2015年股灾以来, “国家队”基金的交易行为备受投资者关注. 本文以2015年第三季度至2021年第四季度A股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数据为样本, 研究“国家队”基金持股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影响.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 “国家队”基金持股加剧了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 进一步分析表明, 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与股价同步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此羊群行为并非是对“国家队”基金持股行为的盲目跟随, 而是机构投资者基于市场共同信息及私有信息共同作用的伪羊群行为. 这一效应在牛市、 熊市或震荡市期间均显著, 但在熊市期间影响有所减弱. 本文的研究加深了对“国家队”基金干预效应的理解, 为科学管理“国家队”基金提供了重要参考.

国有企业在吸收并化解我国经济体系中面临的各种重大风险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关于其作用机理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利用LASSO-VAR模型构建A股上市公司的高维风险溢出网络, 度量国有企业吸收风险水平, 进而构建计量模型检验国有企业吸收风险及其机制. 实证研究发现, 国有企业显著吸收并化解风险在企业间的传染, 尤其是在风险较高时期. 特别地, 国有企业主要是通过增加投资间接带动产业链其他企业的需求; 提供商业信用供给缓解其他企业资金缺口; 以及稳定上游企业的生产活动而实现的. 进一步检验还发现, 国有企业吸收并化解风险的能力与地方金融发展水平、地方政府的干预程度、企业规模、所处行业性质相关. 本文的研究为国有企业稳定经济增长提供新的视角和证据.

环境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 而在经济新常态背景和经济下行压力下, 失业风险加剧. 在污染治理过程中, 能否实现促环保与稳就业的双赢局面?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 构建了2014-2018年劳动力就业调整的面板数据, 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十三五”规划中${\rm PM}_{2.5}$约束性指标对劳动力就业调整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rm PM}_{2.5}$约束性指标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劳动力参与工作的概率. 具体来看, 随着约束性指标的提升, 有工作的劳动力失去原有岗位的概率将明显上升, 而失业劳动力再就业的概率可能发生下降, 同时劳动力迁出居住地的概率也随之增加, 但是劳动力更换工作的概率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以上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与此同时, 劳动力的就业调整存在明显地区和个体异质性. 规划颁布前环境规制程度高、产业高级化程度高的地区在指标影响下受到的负向冲击更小. 约束性指标对于在制造业、建筑业工作以及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的负向影响更大. 机制检验表明, 在${\rm PM}_{2.5}$指标的影响下, 高指标地区相对于低指标地区企业数量减少、生产规模缩小并且外商直接投资下降, 从而进一步对劳动力的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并且这些负向影响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本文研究为中国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 权衡环境治理与稳定就业的关系提供了经验依据.

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在此背景下, 本文使用2011至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 分析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较高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不利于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 进而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 在地方政府干预意愿与干预能力更强地区、融资约束更严重企业, 以及非高新技术与劳动密集型行业, 上述结果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 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会驱动地方政府官员扭曲财政支出结构、削减公共服务支出, 引导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削减创新研发支出, 从而抑制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本文不仅丰富了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人力资本领域的文献, 也为国家优化官员考核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