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显著拓展, 实体部门"脱实向虚"趋势俨然成为结构性矛盾, 企业金融化背后的动因及适度性成为亟需解决的议题. 本文从企业应对风险与不确定性, 以及追求股东价值的金融化驱动机制出发, 构造以企业风险最小化和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投资组合优化问题, 并获得不同目标下的金融资产最优配置, 反映出企业风险、股东价值与企业金融化水平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在此基础上, 基于企业金融化驱动机制反映金融化动机的特征事实, 从企业自身的资产配置结构出发, 结合特定目标下金融资产最优配置, 提出企业金融化动机的判别准则, 以及企业金融化适度性范围的确定方式. 随之, 我们选取中国代表性上市非金融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关于金融化动机的判别, 本文发现非金融企业部门虽然整体上仍然以"蓄水池"动机为主导, 但"投资替代"动机倾向比较显著, 不容忽视. 不同行业之间、不同股权性质企业存在异质性, 其中批发零售业和房地产业"投资替代"动机显著, 非国有企业"投资替代"动机显著强于国有企业. 关于企业金融化的适度性, 本文发现非金融企业部门整体上金融化适度性水平偏低, 尤其是信息技术业和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 金融化适度性显著低于平均水平, 并且行业金融化水平有所不足, 而批发零售业和房地产业则存在过度金融化现象. 非国有企业金融化适度性显著高于国有企业, 同时也存在过度金融化现象. 本文的结论为企业金融投资决策和监管识别提供引导性建议.

顾客定制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顾客价值战略, 对于顾客满意度的提升和企业收益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为企业的顾客定制实践及相关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基于这一背景, 本文从顾客定制战略的内涵、表现形式、顾客定制能力的影响因素、顾客定制战略的影响结果及其作用机制、以及顾客定制战略实施效果的边界条件等方面研究内容对顾客定制的中文与英文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综合剖析, 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顾客定制的整合研究框架, 进而从数字时代顾客定制战略的创新表现形式、影响结果、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以及数字环境下顾客定制的新形态等四方面对顾客定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以期为发展更加深入系统的顾客定制理论提供借鉴, 并为理解和指导企业的顾客定制实践提供启示.

近年来, 各种安全风险事件显著增多使得大量企业的供应链遭遇冲击甚至发生中断, 供应链韧性已成为学术界、 产业界和政府共同关注焦点. 本文从单一和多元组态视角出发, 构建了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研究模型, 以622份企业的有效数据为样本,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 1)灵活性、 敏捷性、 重塑性、 可视性、 供应链合作均能够对供应链韧性产生正向影响. 2)高灵活性、 高敏捷性、 高重塑性、 高可视性、 强供应链合作均无法单独构成高供应链韧性的必要条件. 3)高供应链韧性存在3类驱动组态, 分别是敏捷性*重塑性*供应链合作构成的高敏捷型组态、 ~灵活性*重塑性*可视性*供应链合作构成的高可视型组态、 ~灵活性*敏捷性*可视性*供应链合作和灵活性*敏捷性*可视性*重塑性构成的敏捷可视兼具型组态. 高供应链韧性背后是多因素的协同作用, 各因素的有效组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提升供应链韧性. 本研究系统性地探讨了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 以期为企业提升供应链韧性提供理论指导和管理启示.

双碳目标发布后, 个人投资者绿色关注逐步提升, 其对上市公司产生的外部压力不容忽视. 本文基于沪深两市投资者互动平台数据构建绿色关注指标, 以204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 实证发现了个人投资者绿色关注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 这一影响在非重污染行业、无排污费用或环保补贴等公司更加显著, 个人投资者绿色关注对环境规制产生补充作用, 且绿色金融政策能够正向调节绿色关注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 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引导个人投资者绿色投资理念, 对于促进上市公司绿色创新和补充环境规制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国家高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和示范区,有效发挥其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辐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8年中国地级市数据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为缓解传统双重差分(DID)模型由于忽略政策空间溢出对评价效果产生的偏误,构建空间DID模型,围绕国家高新区设立影响本地和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国家高新区设立可以提高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政策对未设立国家高新区的城市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这一效应与城市原始发展水平和城市间空间距离有关;但在同样设立了国家高新区的城市之间未表现出"强强联手"或"竞相向上"的空间联系;另外,国家高新区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通过改善区域创新创业环境发挥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以国家高新区为节点,打造高质量发展高地,突破行政界限,建设多元化国家高新区区域协作体系的对策建议.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 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有助于构建更为高效的绿色能源体系, 分析能源转型效果对制定合理的碳排放政策、 完成中长期减排目标,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以此为出发点, 首先运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系统GM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估计能源转型、 可再生能源效率和不可再生能源效率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其次将中间品生产部门细分为可再生能源生产部门与不可再生能源生产部门, 构建DSGE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分析了能源转型冲击、 可再生能源效率冲击和不可再生能源效率冲击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短期影响, 并分别对比三项冲击在四种情景(无政策、 碳税政策、 碳排放强度政策、 碳排放上限政策)下对变量的影响有何不同. 分析表明: 1)能源转型促使资源在部门间的转移, 可再生能源生产部门产出会增加, 不可再生能源生产部门产出和碳排放会降低; 2)两种能源效率的提高会产生经济扩张效应, 但也会产生能源反弹效应, 增加碳排放; 3)在模拟期后期, 实施碳排放强度政策将促进三项冲击对产出的增长效应, 但也会阻碍能源转型进程中的减排效果、 加剧反弹效应, 碳税政策的实施会抑制两类能源效率冲击对碳排放的反弹效应. 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应依赖合理的碳排放政策, 制定长期减排目标, 本研究对我国分析能源转型效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气候损失与适应是气候复杂经济系统模型的关键模块, 并影响到气候决策力度. 本文梳理了该领域的研究进展. 气候损失研究不仅关注温升对经济产出水平的总体影响, 也关注温升通过对实物资本、劳动力供给、技术进步、自然资本等冲击而造成的损失. 目前文献对不同温升幅度下损失函数的改进有了方向性判断, 但损失函数具体设置仍存在较大分歧. 现有的气候适应模型主要考虑适应性投资行为和市场机制两种途径. 在模型中内生这两类适应策略既需考虑相关限制因素以避免高估气候适应能力, 也需要关注适应策略的区域异质性. 未来研究还需考虑社会维度损失和除温升外其他气候风险特征及其传导机制, 完善损失函数构建和校准, 并辅以概率工具等刻画损失和适应的不确定性, 以期为气候决策提供依据.

随着"血汗工厂" "环境污染" "儿童奴工"等事件频频爆出, 当今企业需要从单一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转向履行社会责任, 从而实现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聚焦如何协调品牌商和供应商共同参与履行供应链上游社会责任, 考虑了消费者的亲社会属性和参考效应, 采用微分博弈方法构建了品牌商和供应商分散化决策、 集中决策和单边成本分担契约三种模式的决策模型, 设计了双边成本分担和收益共享契约, 实现了供应链的完美协调. 研究发现: 1)亲社会性消费者比例的增加会倒逼品牌商和供应商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努力, 但消费者过度依赖品牌商誉判定品牌商供应链上游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会降低供应链成员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2)单边成本分担契约激励供应商提高了社会责任履行努力, 且未影响品牌商的社会责任履行努力. 契约刺激了品牌商誉和消费者参考价格的提升, 促使品牌商和供应商利润的增加. 而且, 当消费者参考品牌商供应链上游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效应对参考价格形成影响较大时, 该契约下的参考价格反而高于集中决策模式. 然而, 该契约难以推动品牌商和供应商共同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努力, 无法实现供应链总利润的最大化. 3)当品牌商的收益分享比例处于中等水平时, 可以促使品牌商和供应商都参与双边成本分担和收益共享契约, 并实现供应链的完美协调.

企业绿色并购行为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微观机制,但其实施动机和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尚不明确.本文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分阶段实施为外生冲击,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对污染上市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实施能显著提高污染企业绿色并购概率,并且绿色并购带来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显著提升以及环境绩效的改善.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目标企业并未集中于环境规制强度弱的地区,排除了污染转移的替代性解释.同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激励的绿色并购具有重大并购占比高、关联并购占比低,业绩承诺金额少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漂绿”工具的替代性解释.最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下的绿色并购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和外部关注度高的企业.本文对绿色并购行为进行深入考察,这对理解环境治理压力下的企业具体应对策略具有积极意义,也为深化环境治理体制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如何正确地引导社会资本流向绿色和环保项目,以促进企业的绿色和低碳转型,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论文提出了含ESG投资和突发性冲击风险的均衡投资组合模型,理论结果表明:1)投资组合的预期收益与组合自身和市场的ESG水平、外生冲击风险等因素有关;2)当存在外生冲击时,ESG水平对组合预期收益率的影响与受到的冲击程度正向相关.论文以我国股票型基金和新冠疫情为自然实验对理论结果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分析了ESG投资水平对基金绩效影响的理论机制,所有实证结果均与理论预期高度吻合.本文的研究将有助于引导社会资本通过ESG投资方式,流向企业的绿色和环保项目,为金融资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本文采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 应用非平衡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结果发现: 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高管团队断裂带负向影响内部、 外部和正向社会责任, 但对负向社会责任无显著影响. 高管团队任务断裂带显著降低了企业社会责任, 而生理断裂带没有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内部治理环境对高管团队断裂带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关系有显著调节作用. CEO权力加剧了高管团队断裂带的负向作用, 社会责任委员会和高管多元包容性削弱了高管团队断裂带的负向作用. 高管团队断裂带通过增加代理成本和降低内部控制质量抑制了企业社会责任. 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揭示了高管团队建设和监管治理的重要性, 为政府制定和完善公司治理政策以及企业改善社会责任、 增强可持续竞争力提供经验证据.

针对“直播+”背景下电商供应链中存在的信息谎报、虚假宣传和不易监管等问题, 本文首先基于演化博弈理论, 构建以品牌商、MCN (multi-channel network) 和电商平台为主体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并对各主体博弈行为及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析. 其次, 根据退货率的低、中、高三种情形, 运用数值仿真探究影响该动态系统演化趋势及演化稳定策略的关键因素. 研究发现: 直播电商供应链是否规范化运营受到多因素的影响. 在低退货率下, 无论电商平台是否强监管, 品牌商和MCN都趋向于违规运营; 在中、高退货率下, 较高的潜在声誉损失、较低的虚假宣传因子以及较低的热搜效应可促使系统演化到理想的稳定状态. 最后, 本文结合现实运营情况对直播电商供应链规范化运营提出可行性建议.

在复杂多变的金融市场环境中, 对金融资产波动率准确建模和预测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因此, 本研究基于多种波动率分解方法, 并嵌入结合马尔可夫机制模型, 重新构建了多个新的异质自回归已实现波动率模型, 进一步以上证50ETF为研究对象, 对比了各模型的预测精度. 主要实证结果发现: 1) 利用模型信度集 (model confidence set, MCS) 检验, 发现预测效果最佳的是结合马尔可夫机制并采用分位数组波动率新构建的模型(MS-PHAR), 且各种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上述结论; 2) 在高低波动时期、 疫情前后和考虑杠杆效应等不同情形下, 新构建的MS-PHAR模型仍具有较好的表现.

集成DY溢出指数与BK溢出指数方法, 本文考察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能源、金属市场间的时频溢出效应, 并构建溢出网络模型刻画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能源、金属跨市场风险传染路径. 结果表明, 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能源、金属市场之间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且主要表现为高频溢出. 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能源、金属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具有时变性, 易受极端突发事件影响. 在极端突发事件发生时, 低频溢出会超过高频溢出成为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能源、金属市场间溢出效应的主要驱动力. 在不同频域下, 清洁能源市场都是溢出的输出者, 传统能源市场则为溢出接收者. 此外, 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在跨市场溢出机制中起到了重要节点作用, 在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助推下, 跨市场风险沿着“清洁能源→金属市场→传统能源”路径进行传导.

基于二维Hotelling模型,构建同时考虑平台与商家差异化的博弈模型,探讨强势平台排他策略选择的原因以及影响.研究表明:首先,强势平台存在两种排他动机,分别为“垄断驱动-排他”和“差异化驱动-排他”.强势平台较低的佣金、平台间较低的横向差异化水平、较高的纵向差异化水平以及产品间较高的横向差异化水平均会强化“垄断驱动-排他”,弱化“差异化驱动-排他”.其次,对弱势平台而言,强势平台的“差异化驱动-排他”对其同样有利.弱势平台可以通过适当降低佣金、增加平台间的横向差异化程度、降低平台间的纵向差异化程度,来避免“垄断驱动-排他”的出现.最后,激烈的产品间竞争能够激励强势平台的“差异化驱动-排他”,降低产品间的竞争水平,进而提升商家收益.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强势平台排他策略的驱动因素以及区分排他策略对各方的不同影响,对强势平台的监管和平台行业的反垄断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有限注意力假说, 用分析师共同覆盖构建公司相关性, 检验了A股市场关联公司之间股票的动量溢出效应.研究发现, 以共同覆盖分析师数量作为权重构建的关联公司股票加权平均收益率, 能正向预测焦点公司未来1～12月的收益率, 基于关联公司收益率构建的多空组合可获得10%～12%的年化超额收益; 在截面回归中, 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较同行业或同地区公司的动量溢出效应更强.异质性分析表明, 在拥有更多分析师共同覆盖、非明星或低学历分析师共同覆盖, 以及焦点公司股票被更多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持有时, 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更强, 说明该效应的成因与分析师和投资者的有限注意带来的行动迟缓和反应滞后相关.本文的工作对A股市场跨资产动量效应给出了全新证据, 对市场监管与投资者决策具有参考价值.

在中国制造业向高端迈进的现实诉求下, 数字技术赋能服务化转型成为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 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并创造新发展机遇, 使其为客户提供集产品-软件-服务于一体的智能解决方案. 本文首先采集与数字技术和服务化紧密关联的国内外前沿文献, 筛选形成样本资料库, 并构建理论分析框架. 其次在介绍服务化与数字技术应用概念基础上, 揭示了向数字服务化演变的趋势, 剖析了赋能的实现方式. 再者基于制造企业价值链区间划分, 从前端产品创新、 中端混合产品生成以及后端服务创新阐述了数字技术赋能服务化转型的应用场景. 最后解析了赋能具有潜在价值与风险并存的"双刃剑"效应, 提出了对策建议, 并展望了该议题未来的热点研究方向.

服务贸易成本变动影响服务要素的跨境流动,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可经由投入产出关联影响各国生产成本与最终产品价格, 进而对消费者的福利产生影响. 本文基于WIOD数据库首先计算了2000-2014年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成本, 在此基础上利用全球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和消费者福利模型, 从等价性变化和补偿性变化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服务贸易成本变动对各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成本在2000-2014年呈下降趋势, 航空运输和金融服务业降幅最为明显; 中国服务贸易成本变动给制造业带来的价格效应高于服务业和农业, 其中知识密集型制造业最高, 资本密集型次之, 劳动密集型最低; 消费者福利分析显示, 中国服务贸易成本变动对各国消费者福利均有改进作用, 且除自身和世界其他地区外给美国、 日本、 韩国、 德国带来的福利改进最为明显; 细分服务业来看, 分销、 邮政运输和金融商务的对外贸易成本变动的福利效应最高. 进一步, 国际比较显示, 2000-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成本变动给世界其他经济体带来的消费者总福利改进是美国的约3.3倍, 与美日欧等经济体相比正外部性更强, 引致的福利增进更具普惠性. 本文可为深入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加强各国合作提供政策参考.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能源转型进程中, 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已构成能源市场间风险传染的重要诱因. 本文采用基于条件分位数的溢出指数方法, 研究了正常状态与极端状态下能源市场间风险溢出效应及其动态演变规律, 并进一步考察了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能源系统风险溢出关系的驱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1)能源市场间风险溢出效应在不同市场状态下存在显著变化, 主要发生在能源市场波动条件分布的尾部, 尤其在极端波动上行时期极易发生风险传染. 2)在后《巴黎协定》时代, 尽管清洁能源市场风险溢出能力有所上升, 但在极端冲击下化石能源市场在能源系统风险溢出关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 3)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是加剧能源市场间极端风险溢出的重要因子, 其影响关系在两种极端状态下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 在能源价格极端波动上行时期的影响程度更高. 研究结论为识别能源市场风险溢出的驱动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也为防范化解国际能源市场风险提供了经验依据.

针对新业务,新场景下金融机构目标数据集“高维小样本”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多源域知识迁移学习的小微企业信用风险测度方法,其能够迁移学习其它数据源(源域)的知识以提升目标域模型的预测效果.该方法通过对来自多个源域的多种源域知识进行归纳提取,进而将其纳入目标域模型的构建中,可以充分利用源域知识,提升目标域模型的估计精度.另外,模型无需获取各源域的原始数据,因此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数据传输中隐私泄露的风险.模拟实验和企业信用评分的实例数据验证了所提方法的可行性及其在变量选择,系数估计和分类预测上的良好效果.该方法能够在隐私限制的背景下有效迁移源域知识以克服信用评分中目标数据集信息量不足,而导致估计效果较差的问题.

数据产权可以被视为不可分割的一元权利, 也可以将所有权和用益权分离, 而数据所有权与用益权分离带来的经济意义仍有争议. 数字企业提供基于数据的服务激励用户提供数据, 同时利用数据进行个性化定价, 并且导致用户遭受隐私损失. 本文构建了一个垄断厂商模型, 考虑了存在个性化定价与隐私损失时, 数据收集者缺乏用益权与拥有用益权两种权利界定下的数据收集行为与福利影响. 研究发现, 数据收集者缺乏用益权时, 隐私成本较高则不会有数据收集, 隐私成本较低会出现过度的数据收集, 体现为收集者耗费大量成本获取所有用户的数据. 收集者拥有初始用益权, 且用户拥有数据所有权时, 反而可以实现有效率的数据收集, 提高用户的剩余和社会福利. 进一步分析收集者同时拥有数据所有权和用益权的情况, 发现数据所有权只影响社会福利在数据收集者与用户之间的分配. 因此,应当考虑数据所有权和用益权分离的权利界定架构, 并且分场景讨论数据用益权归属: 当隐私成本较低时, 应赋予数据收集者用益权, 并且让用户通过"删除权"等方式行使所有权, 以提高社会福利和用户剩余; 当隐私成本较高或用户会低估隐私成本时, 应采取禁止数据收集而非确权的方式, 以保护敏感数据.

在绿色“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本文以隐含碳强度指标为核心,构建需求的跨境经济和碳排放影响综合分析框架,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求对中国的经济和环境影响.结果显示,沿线国家需求对中国增加值、碳排放及总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能力正日渐增强.然而,相比于世界其他国家,沿线国家需求结构中高隐含碳强度产业占比较高,导致其整体上具有更高的隐含碳强度,意味着当前中国需要排放更多的碳排放来获取分工收益;要实现绿色“一带一路”愿景,南亚是关键区域,采矿和采石、石油、化学和非金属矿产、金属是关键产业;反映供应链的生产结构差异是沿线国家在中国具有高隐含碳强度的主因,表明供应链转型对构建绿色“一带一路”具有重要潜力.本文首次系统评估了沿线国家需求通过国际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和碳排放影响,明确了一个过往研究所忽视的绿色“一带一路”挑战,从关键区域治理、关键产业治理和绿色供应链转型等三方面提出了政策启示.同时,本文开发的跨境经济和碳排放影响综合分析框架为后续其他环境指标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 AT)因其简洁性被广泛接受并大量使用,然而AT提出降低代理成本的机制未获一致支持,引发了争议.为解决刚性假设的不足,行为代理理论(behavioral agency theory, BAT)从认知视角对AT中理想化的风险假设做出修正,将治理手段、问题界定与决策相结合.在分析AT降低代理成本机制失效原因后, BAT通过引入个体认知系统地描绘了行为决策的逻辑基础.与此同时, BAT刻画了代理人因面临内部治理和外部因素而承担风险的“内心活动”为战略和治理研究提供了新颖的行为学视角,提高了理论预测性,这尤其适于研究因制度、文化等区别导致的中国公司治理差异.相比于欧美研究,国内学者对该理论关注较少,缺乏系统性理论述评,应用上也存在巨大空白.因此,本文首先梳理了BAT的理论起源并界定了理论核心问题;随后根据理论框架从问题界定、薪酬激励、监督机制、家族企业研究这4个主题进行述评,并理清研究边界;最后,本文提出关于未来研究方向和理论如何配适中国情境的建议,以期为后来研究提供借鉴.

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本文将数字金融与企业风险承担引入包含金融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 从风险承担角度推导分析数字金融驱动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 并在此基础上, 利用 2011 年至 2020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开展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 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且企业风险承担是一个有效的作用渠道, 尝试通过爬虫技术收集相关数据构建数字金融发展指数, 证实数字金融通过企业风险承担对企业专利申请数量有显著促进作用. 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 数字金融提升了高科技企业、研发背景 CEO 企业、金融监管水平低、金融发展水平低地区和外部融资依赖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 本文的研究拓展了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也为企业治理和监管部门的制度设计提供重要启示.

本文以双指数复合泊松分布的Lévy过程捕捉价差的跳跃性, 以Ornstein-Uhlenbeck (OU)过程刻画价差的均值回复特征, 通过均值回复速度和已实现波动率(realized volatility, RV)筛选股票对, 依据异质自回归(heterogeneous autoregressive, HAR)模型预测股票对价差的波动率, 提出了LOU-RV-HAR配对交易策略.基于沪深300指数成分股的五分钟高频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 LOU-RV-HAR策略取得了较好的配对交易业绩, 夏普比率为1.6072, 远超过同时期沪深300指数的市场表现. 对比在价差模型、选股方法和交易阈值等方面调整所建立四种对比交易策略, LOU-RV-HAR策略的年化收益率和夏普比率均优于对比策略. 进一步分析表明, LOU-RV-HAR策略在不同市场行情或者不同交易阈值下均表现出稳健的结果, 沪深300成分股整体的配对交易业绩高于分行业的业绩.

了解中国电力部门脱碳的驱动因素以及碳交易机制在电力部门脱碳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有助于制定和完善电力部门脱碳相关政策以兑现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本文基于一个自行开发的电力部门$\rm CO_2$排放数据集, 从碳交易机制实施的视角对电力部门$\rm CO_2$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分解分析, 并分析这些驱动因素在碳交易机制促进电力部门脱碳过程中的作用机理. 结果发现, 碳交易机制实施后中国电力部门脱碳进程加快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速变缓、发电结构持续优化、以及发电和用电效率逐渐提升. 碳交易机制加速了中国电力部门脱碳进程, 它主要是通过促进发电和用电效率提高来发挥作用的. 研究结论明确了中国电力部门脱碳相关政策的优先顺序和着力点.

基于2000-2015年海关贸易数据库, 本文识别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策略倾向, 并考察了内、 外部产品网络对企业改变竞争策略的影响及其机制. 研究发现, 企业普遍采取成本竞争策略参与出口, 但企业可以通过趋近内、 外部网络降低企业的成本竞争倾向; 并且, 当两种趋近程度都达到较高水平时, 企业可以从成本竞争转向质量竞争. 机制分析表明, 更高的产品质量差异度和更大的市场需求会削弱企业的成本竞争倾向; 靠近外部产品网络主要通过强化产品质量差异的渠道减弱成本竞争倾向, 靠近内部产品网络主要通过强化出口市场需求的渠道提高质量竞争倾向. 异质性分析表明, 由于信息流动的影响将受制于知识汲取、 转移与扩散的流畅程度, 这种网络效应对新进企业和内资企业更有效, 但在政策支持下会遭到削弱. 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企业利用产品网络的信息流动提升出口竞争力的可行性, 更对产业政策实施的优化提出了更多元化的思考.

本文在城市层面, 利用准自然实验研究了大气污染治理绩效考核是否激励了地方政府改善空气质量, 然后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了城市大气污染治理效率, 并进一步识别了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因素. 实证结果显示, 大气污染治理绩效考核显著地促进了地方政府改善空气质量, 实验组城市的PM$_{2.5}$年均浓度比控制组城市平均每年多下降3.38%. 其次, 我国近年来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呈逐渐下降趋势, 尤以中西部为甚. 而外商投资对于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负面影响, 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正面影响, 科技投入水平影响不显著. 据此, 本文提出我国应该将大气污染治理绩效考核制度作为一项长期制度坚持下去, 并提高“两高”型行业在大气污染物排放方面的准入门槛, 从而推动地方政府进行大气污染治理. 此外, 城市需要加大绿色科技投入力度, 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 以促进城市的绿色转型.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观察配对样本, 本文采用对偶模型检验了共同股东对公司间治理趋同的影响, 结果发现: ①如果两个公司存在共同股东, 则公司间的治理特征将更加趋同; ②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当公司内部信息环境越好或外部信息环境越差时, 上述趋同效应越明显, 说明趋同效应源于共同股东能更有效地获取不同公司的内部治理信息; 同时, 共同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或行业竞争越激烈时, 上述趋同效应越明显, 说明趋同效应源于共同股东的协同治理动机; ③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 向不同的公司委派相同的董事、监事或高管是共同股东促使公司间治理特征趋同的重要途径. 此外, 本文还基于共同股东特征或企业特征进行了丰富的拓展性分析. 本文基于公司间效应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为共同股东对微观企业的治理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现有针对轨道交通早高峰通勤行为的建模研究没有考虑时变的时间效用偏好带来的影响,实证结果也主要源于陈述性偏好调查数据.本文在分析早高峰地铁通勤用户的时间使用决策行为的基础上,考虑常数-阶跃和常数-线性的出行效用偏好假设,建立了可以描述早高峰地铁通勤用户到达时刻离散选择行为的多项Logit、混合Logit和嵌套Logit模型,并利用北京地铁八通线土桥-四惠东通勤走廊的智能卡出行数据和列车时刻表数据进行了模型校验和参数估计.通过区分通勤用户在起点站选择乘坐最临近车次或者为了座位等待下一车次的两种乘车情形,模型可以解决直接使用智能卡的显示性偏好数据进行参数估计带来的自选择偏误问题,即用户偏好拥挤的时段出行.计量结果表明,相比常数-线性的出行效用偏好,常数-阶跃偏好下的模型拟合优度更高,且三种离散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是一致的,即晚到工作地的单位时间成本大于早到工作地的单位时间成本;当每平方米站立人数为5人时,单位时间的厢内拥挤成本约占单位时间出行成本的11%.最后,进一步讨论了用户通勤特征的异质性对出行效用偏好的影响.

随着可投资资产与资产信息的爆炸式增长, 投资组合选择研究面临资产和特征双重高维挑战. 为此, 本文提出一个基于机器学习和资产特征的投资组合选择框架, 该框架借助机器学习技术的天然优势, 运用高维特征直接预测投资组合权重, 避开了常规的两步投资组合管理范式中的收益预测过程, 并用于中国股票市场的资产配置研究. 结果显示: 1) 基于此框架提出的投资策略能够捕捉高维特征中的增量信息, 并挖掘资产特征与投资权重之间线性与非线性关系, 大幅提升了投资绩效; 2) 交易摩擦类特征是投资权重预测中最为重要的资产特征; 3) 策略在套利限制较为严重的股票上回报更高, 而对宏观经济状态变化的敏感性较低; 在其他经济约束下, 策略表现依然稳健. 本文拓展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研究框架, 促进了人工智能与量化投资领域的交叉融合发展.

许多曾经专注于线上销售的企业纷纷考虑向线下拓展, 其可能的拓展策略包括: 不开设线下渠道、 线下直销、 线下分销. 通过构建斯塔克伯格博弈模型, 研究一个仅通过电商平台线上销售的供应商从线上渠道向线下渠道拓展的策略, 并提出在不同线上销售模式、 不同消费者渠道偏好及不同渠道销售成本下, 供应商的最优线下渠道拓展策略及定价决策. 研究发现: 无论何种情况下, 供应商都应拓展线下渠道. 但现有的线上销售模式会对线下拓展策略产生决定性影响. 若现有线上销售模式为直销, 则供应商最优策略总是线下直销; 若现有线上销售模式为分销, 当线上渠道销售成本较高或线上、 线下渠道销售成本均较低时, 供应商最优策略是线下直销; 当线上销售成本较低而线下销售成本较高时, 供应商最优策略是线下分销.

基于存在多个竞争性平台的理论框架,研究了平台的两种排他性合约形式:传统排他性合约和“二选一”合约.区分了优势平台使用这两种排他性合约动机的差异,并分析了不同形式的排他性合约对市场竞争和市场各方参与者收益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平台之间以及卖家之间的差异化程度是决定优势平台提供不同形式排他性合约的动机以及排他性交易对市场参与者产生的影响的核心因素.当平台之间以及卖家之间的差异化程度均较小时,优势平台选择提供传统排他性合约;而卖家之间的差异化程度较大时,优势平台选择提供“二选一”合约.尽管不同形式的排他性交易均会降低消费者剩余和总福利水平,但对其他竞争平台和卖家利润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传统排他性合约可以同时降低多个竞争平台的利润,而“二选一”合约则可以同时降低多个卖家的利润.本研究为平台不同形式的排他性交易行为提供了理论解释.

社群和用户是社群电商价值创造的重要载体, 现有研究识别出了影响社群电商价值创造的驱动因素, 但这些因素系统性影响社群电商价值创造的作用效果尚不明确. 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 揭示社群电商生态系统演化规律, 评估商品设计、 佣金激励、 商品质量、 性价比和物流服务对价值创造的影响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 在既定参数下, 社群电商生态系统价值创造、 社群主分享意愿、 活跃消费者、 活跃社群主、 消费者感知价值与认同、 消费者参与度均随时间呈现出增长趋势; 商品质量、 性价比、 物流服务、 商品设计和佣金激励是影响社群电商生态系统价值创造的关键因素, 这五个因素对价值创造的影响程度依次降低.本研究首次从多主体价值创造的视角研究了社群电商这一新兴商业模式的生态系统演化规律与影响效应, 研究结果对社群电商精细化运营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参考作用和实践启示.

本文首次构建金融社交媒体信息指标(FI), 研究了金融社交媒体信息对股票横截面收益率的预测力以及对资本市场异象的影响. 研究发现: 金融社交媒体信息与股票未来横截面收益率间存在明显的单调递增特征, 并且在控制多种风险或者情绪定价因子后上述特征仍然稳健. 金融社交媒体信息对股票收益率的预测力体现了信息经由金融社交平台进入股价的过程. 金融社交媒体信息将捕捉到的股票基本面信息注入市场, 然而受到市场套利成本的阻碍, 信息进入股价的过程被拉长, 导致金融社交媒体信息对股票收益率的预测力呈现持久性. 本文的实证证据进一步发现, 金融社交媒体信息提供的股价信息有助于投资者识别并消除妨碍市场合理运行的市场异象, 从而有效提升资本市场运行效率. 本文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推动互联网建设、加速互联网与资本市场融合建设、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2014年成立的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投服中心)是中国证券监管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本文手工整理投服中心行权的数据并构建PSM-DID样本, 从股价崩盘风险入手考察该制度的投资者保护效果. 研究发现, 投服中心行权显著降低了被行权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 并且"公开发声"和"参与股东大会"这两种行权方式的效果相对更明显, 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机制检验表明, 行权可以产生"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 即投服中心一方面通过挖掘和披露企业的私有信息并带动更多市场关注, 从而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表现为媒体报道增加; 另一方面, 投服中心行权规范了企业的经营和信息披露行为, 表现为企业的信息考评等级提升. 最后, 投服中心行权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防范作用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债权人关注度低和四委设立不齐全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本文丰富了有关投资者保护和股价崩盘风险领域的文献, 对于进一步推进证券监管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针对网约车独乘市场(仅提供独乘服务)与混合市场(同时提供拼车与独乘服务),分别构建了订单排队长度信息不可见与信息可见情形下乘客与平台之间的排队博弈模型,推导了两类信息情形下的乘客均衡策略与平台最优定价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当市场规模较小/较大时,平台向乘客隐藏/披露订单排队长度信息有助于提升收益;引入拼车服务并不总是有利于平台提升收益,在市场规模较小时应取消拼车服务.研究结论揭示了信息披露策略与服务模式选择对平台收益的影响,能够为网约车平台的运营管理提供启示.

数字经济时代, 反垄断问题与信息保护问题交叉重叠, 向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提出巨大挑战. 本文在产品质量存在垂直差异且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的质量敏感度具有负相关性的市场条件下构建双寡头模型, 探究不同强度的信息保护政策对寡头厂商的定价策略与消费者决策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从福利指标的角度分析信息保护政策的具体效应. 研究结论表明, 对于消费者质量敏感度呈跨产品负相关分布的市场, 强信息保护政策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弱信息保护政策和不实行信息保护并不会带来社会福利的减损, 原因在于信息通过促进竞争的方式削弱了寡头厂商的垄断力量. 同时, 在产品特征不同的情况下, 强保护政策和弱保护政策对消费者剩余和厂商利润的影响并不相同, 原因在于信息资源介入市场将会带来"垄断效应"和"竞争效应", 这两种效应互相博弈抗衡, 使市场呈现出不同的福利分配格局. 本文结论对推进我国反垄断与信息保护工作的走深走实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供应链气候风险作为气候风险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直接关乎产业链条的稳定. 现有文献已经注意到企业自身气候风险的经济金融后果, 却尚未关注到外部供应链气候风险同样可能会对企业产生一些潜在的影响, 而商业信用契约作为企业供应链金融的核心组件, 是否会受到外部供应链气候风险的影响? 基于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 研究发现, 供应链气候风险越高, 企业越能获得有利的商业信用契约, 在经过工具变量回归、 熵平衡法匹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 上述正向影响仍然显著. 机制检验表明, 企业往往会出于融资约束动因与短视套利动因接受气候风险较高的供应商以获取优厚的商业信用契约, 而横截面测试则表明, 在信贷可获得性较低、 成本转嫁能力较高以及外部制度环境较差的企业样本中, 上述影响将更为显著. 从经济后果测试来看, 尽管能藉此获取一定的商业信用优势, 但过高的供应链气候风险却会对企业的ESG发展、 绿色创新水平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不利于企业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