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 必须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本文利用2015、 2017以及2019年三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实证研究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研究发现, 缴存和提取住房公积金显著提高了家庭消费水平, 并改善家庭消费结构. 稳健性检验表明, 在更换核心变量定义方式、 替换工具变量以及放松工具变量排他性约束条件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 异质性分析显示, 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有房、 低收入以及中青年家庭消费产生更大的影响. 进一步研究发现, 缴存住房公积金能够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 提取住房公积金能够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并缓解流动性约束, 从而促进家庭消费. 本文提供了住房公积金制度促进家庭消费、 改善家庭消费结构的微观证据, 可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推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对于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带动我国数字经济做大做强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立足管理者角色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 使用基于偏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构方程模型 (partial least square-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 实证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前因. 研究结果表明: 1) 企业家精神、 数字文化宣传者、 组织结构变革者等管理者特征, 以及感知能力、 学习能力、 整合能力、 协调能力等企业动态能力, 均正向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倾向及产出; 2) 进一步分析发现, 管理者特征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动态能力水平, 且管理者特征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果受到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调节; 3) 上述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及不同地区的企业之间存在异质性. 上述结果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前因的相关研究, 为企业培养数字时代管理者并提升动态能力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实践路径.

“三改联动”政策是在可再生能源渗透率逐步提高的背景下, 解决可再生能源消纳难题,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一大抓手. 本文选取对传统煤电依赖性较强的山东省为研究对象, 通过构建静态一般均衡(CGE)模型, 将可再生能源与“三改联动”相联系, 模拟了不同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份额且“三改联动”政策同步实施时对山东省地区经济和环境造成的影响, 探究煤电机组落实“三改联动”政策进展缓慢的内在成因, 并在此基础上将补偿问题转化为成本问题, 对山东省实施“三改联动”政策进行成本测算. 研究结果表明, “三改联动”计划的实施在对地区经济造成一定程度负面冲击的同时, 也能够带来显著的环境效益. 在F60C40 (火电占比60%, 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40%) 的情景下, 山东省实施“三改联动”政策的成本为40亿元. 本文的政策建议是, 我国需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且煤电机组需积极落实“三改联动”政策, 并适时引入合理政策性支持或经济性激励, 以发挥煤电“压舱石”的托底作用.

高质量发展和“双碳”战略目标要求兼顾经济收益和环境成本. 跨国投资在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同时, 也带来属权经济收益分配和属地碳排放责任划分的争议. 本文基于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国际间投入产出表, 采用反事实和情景分析方法探讨投资布局调整引致的全球价值链结构变动及其对中国国民收入和碳排放的影响. 研究表明: 2005-2016年全球价值链结构变动对中国国民收入和碳排放的累计正向贡献分别为15.23%和20.50%; 以2016年为基准, 若所有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经济体均撤走在华投资, 其引致的产业迁出将使得当年中国国民收入下降8.37%$\sim$8.71%, 生产侧碳排放下降12.32%$\sim$12.88%, 单位减碳的国民收入损失约为800美元; 若在此过程中, 中国能积极参与并主导全球产业链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 单位减碳的国民收入损失约为700美元, 略小于发达经济体主导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本文通过预判全球价值链结构变动的经济和环境影响, 可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

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 扩大以数字技术应用为特征的新基建投资, 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我国2004-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 实证检验了新基建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 结果显示: 新基建投资会促进本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转型, 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新基建投资会抑制产业结构协调化转型, 但是这种负面影响在地区间不具有传染性; 新基建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不同基建类型和东中西部地区中具有异质性. 上述结论对我国抓准新基建投资方向,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有一定政策启示.

制造业结构的高质量转型是进一步激发节能减排潜能的关键. 为精准预测制造业结构调整的趋势, 本文以增长、就业、节能、降碳为多重目标, 以投入产出方程及碳达峰目标为主要约束条件, 构建制造业结构的多目标优化模型, 并利用基于双群体的协同进化框架求解, 得出如下结论: 在确保碳达峰的前提下, 制造业结构的调整能有效促进各目标之间的权衡、取舍及协调统一. 随着所占比重的持续增加, 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其他制造业最终将成为在制造业中占比最大的两类行业. 制造业的低碳高质量发展不能简单地依赖于压缩高耗能的产能, 实现生产原料、生产过程、产品等的深度低碳化转型或结构优化才是关键所在.

作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手段, 产业政策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文基于“九五”至“十一五”时期省级地方政府五年规划文本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 构建一个交错型DID识别策略, 实证分析了地方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 地方重点产业政策能够通过成本效应(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低息贷款)和竞争效应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地方重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式均会对产业政策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结合地区比较优势制定以及分散化实施的地方重点产业政策效果均更好. 本文的研究为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提供了中国经验上的证据, 从而为政府更好地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基于多国面板数据, 采用双阈值变量面板模型分析在不同经济环境阶段, 物质、人力和技术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影响. 研究发现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存在着显著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双阈值效应. 当经济处于高通胀低增速区间时, 需要防范经济进入衰退阶段, 而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增速普遍下滑, 因而控制通胀的过度升高, 成为稳定经济、调节市场的重要举措之一. 并且双阈值效应会根据国家发展程度呈现出异质性, 发展中国家的双阈值相对较高, 且经济增长仍以依靠人力投入为主, 高通胀低增速区间对其经济持续发展最为不利; 而发达国家的双阈值普遍偏低, 处于双高区间的经济增长模式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存在较高风险, 现阶段控制通胀是发达国家最需要关注的问题.

融资约束被广泛视为制约企业创新的关键因素, 但缓解融资约束是否一定能促进企业创新却有待探讨. 有鉴于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信贷为主体, 本文主要考察信贷扩张能否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并分析其机制. 利用2015年“取消存款利率上限”政策的实施作为信贷扩张的外生冲击, 本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分析显示政策实施带来的银行存款竞争效应使得民营企业相对于非民营企业获得的贷款规模显著增加, 然而企业在获得额外信贷资源后其创新投入和产出无显著变化. 上述结果在高新技术企业与战略新兴企业等具有较大创新需求的样本中保持不变, 对各地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也不敏感, 并且与企业获得的贷款期限结构无关. 进一步分析发现, 企业在信贷扩张后配置了更多金融资产, 特别是短期金融资产, 说明创新主观意愿不足更可能是信贷扩张并未带来企业创新增加的原因. 本文研究揭示促进企业创新不能仅仅依赖于信贷扩张, 而应结合创新驱动战略, 改善创新环境并减少企业短视行为, 通过提升创新相对回报来促进企业乐于创新.

绿色发展涉及面广, 涵盖范围大, 利益诉求差异性使得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三方在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博弈中无法达成有效共识. 本研究基于绿色偏好视角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分析了绿色监管、绿色转型和绿色债券投资行为决策之间的相关性. 研究发现, 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绿色偏好大小对绿色发展存在不同影响. 企业绿色偏好对绿色转型起决定性作用. 首先, 当企业的绿色偏好较大时, 即便政府不进行绿色监管或金融机构不投资绿色债券, 企业仍然会进行绿色转型生产. 而企业绿色偏好较小时, 会出现政府做出绿色监管决策但不产生政策效应的现象. 其次, 当企业的绿色偏好大小处于特定区间, 而金融机构和政府的绿色偏好较大时, 存在绿色转型和绿色债券发行同时成功或同时失败两种可能. 最后使用数值模拟方法验证了本文主要结论.

本文构建中国分省——世界多区域嵌套投入产出表, 从省级尺度测算中国对欧盟出口隐含碳排放, 并利用结构分解分析进一步研究隐含碳变动的驱动因素. 结果显示, 2017年中国对欧出口隐含碳排放为2. 49亿吨, 相当于中国碳排放总量2.45$\%$;隐含碳的省级分布差异明显, 江苏、广东、山东、河北、浙江、辽宁和内蒙古这七个千万吨以上的省份合计占56$\%$;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直接相关的基础金属、金属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化工业四个行业对欧出口隐含碳为2144万吨, 占中国对欧出口隐含碳9$\%$. 从2012年到2017年, 中国对欧出口隐含碳减少了1662万吨, 12个省份对欧出口隐含碳增加, 18个省份实现减少;生产结构效应或直接碳强度效应是绝大部分省份隐含碳变动的首要驱动因素. 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中国管理隐含碳及未来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提供一定的参考.

“输煤转输电”对于改善能源受端地区生态环境和减少煤炭消费具有重要作用, 但现实中却陷入困境. 本文基于“三西”地区向京津冀地区“输煤转输电”实践, 利用多区域CGE模型定量分析了“输煤转输电”对二者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应. 发现当前“输煤转输电”能源输送转型困境的根本症结在于能源送端与受端地区之间利益失衡, 即京津冀地区大气环境获益而“三西”地区却遭受大气环境和经济双重负面冲击. 本文结合“十四五”大气环保目标, 得出2021——2025年“三西”地区向京津冀地区“输煤转输电”的年均增长合理区间为[14%,27%], 提出对两地区开展联合大气治污的环保优化税率区间, 以及经济补偿和分配方案. 本文为摆脱“输煤转输电”转型困境提供了破解路径和方案参考, 有助于京津冀地区顺利完成生态目标.

文章首次在国内价值链(NVC)下界定了以高附加值和低碳排放为核心的“绿色增长”, 厘清了其背后非对称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特征, 还首次利用阶梯式结构分解(HSDA)方法测算分析了产业转移效应对国内绿色增长不平衡性的贡献程度, 并识别了关键的产业路径. 结果发现, 2012-2017年各省市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整体上促进了中国增加值收益和碳排放量“脱钩”, 但非对称产业升级伴随的产业转移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地区间绿色增长的不平衡性, 且主要表现为沿海发达省市对河北、山西、内蒙古的增加值碳排放净转出, 其中2007-2015年产业转移效应是最主要因素, 2015-2017 年碳排放系数差异则占主导地位. 关键产业路径表现为, 沿海发达省市对建筑服务、中高/高技术制造业以及其他服务业的最终需求, 引致了河北、内蒙古、山西中低技术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的生产和增加值碳排放净转入, 这对于从产业链层面提出差异化碳排放权分配机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股价联动是金融市场风险传染的主要表现, 研究股价联动的影响因素对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鲜有文献关注分析师报告包含的相似信息与股价联动的关系, 但证券分析师在股票市场上扮演着重要的信息中介角色, 其生产的相似信息将通过引起投资者的同向交易对股价联动造成影响. 文章利用2015年1月-2023年5月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师报告, 引入TF-IDF文本分析方法测算共同分析师报告和个体分析师报告的文本相似度, 探讨分析师报告中相似信息对股价联动的影响. 研究发现: 1)分析师报告中的相似信息能够显著促进股价联动. 2)个体和机构投资者交易行为在文本相似度对股价联动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3)共同分析师生产更多的相似信息, 会加剧股价联动异象, 进一步研究表明, 若股票对属于同一行业这一结论则更加显著. 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入理解分析师生产的信息对股价联动的影响机制, 为投资者理性投资及监管者加强市场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随着我国银行业资金规模和成员数量的不断增加, 愈发复杂的机构间关联网络逐渐成为潜在的风险传染渠道. 本文采用GARCH-Copula-CoVaR模型测算了16家上市商业银行在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贡献规模, 结合网络拓扑理论和滑动窗口法研究了银行网络结构特征的演化趋势, 并进一步分析了银行网络结构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的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虽然银行部门“去中心化”效应愈发显著, 网络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整体上得到改善, 但仍应重视网络结构特征在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及辐射过程中起到的多重作用; 处于网络中不同风险传染地位的银行同时满足宏微观审慎监管要求的难度存在较大差异, 对极端风险敏感且在银行网络中扮演核心角色的银行更倾向于向整个系统输出更多风险, 通常在风险传染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在危机时期, 网络密度通常会出现剧烈变化, 关联网络的稳定性失衡进一步加速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 本研究可为监管部门实时更新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和全面监管风险传染渠道提供思路, 对提升金融市场抵御风险的能力以及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 为减轻企业负担, 激发经济活力, 国家提出降低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方案. 为精确回答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下调至16%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采用两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基于现实可行参数进行模拟分析. 结果表明: 在2019–2050年间, 若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降至16%, 未来历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平均提升0.076%, 但进一步降低费率的效果趋于减弱; 若考虑到降费的多重效应, 缴费率下调将对养老保险基金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 鉴于降低缴费率至16%对经济增长的提升效果有限, 对养老保险基金财务状况产生负面影响, 且进一步下调费率的效果趋于减弱, 本文试图寻找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其他动力引擎. 根据模拟研究, 在降低缴费率至16%的背景下, 提高生育水平将在短期内轻微降低潜在GDP增长率, 但长期将显著提升未来潜在GDP增长率; 推进城镇化在短期内提升潜在GDP增长率, 但长期效果将减弱; 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 延迟退休均能提升未来潜在GDP增长率, 且逐步延迟退休和即时延迟退休的长期效果趋于一致.

本文基于储能技术创新能够促进能源绿色转型的经验证据, 构建了一个包含储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定向技术进步模型, 采用理论建模和数值模拟方法, 研究在储能技术水平较低的背景下, 政策应该如何支持技术创新来实现能源绿色转型. 研究发现: 1)实现能源绿色转型需要同时解决环境的负外部性和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 碳税搭配价格补贴和信贷优惠的政策组合优于单独的碳税政策. 2)为了支持储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 在初期两类技术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需要较强的政策支持力度, 之后力度随着两类技术的水平提高而降低, 最终可以完全退出. 3)对储能部门和可再生能源部门的价格补贴力度应该根据储能技术与可再生能源技术之间的差距做出调整, 而信贷优惠政策可以在两部门保持相近的力度. 4)制定政策还需要充分考虑可再生能源和储能的搭配比例以及二者的互补性, 储能占比越高或互补性越强, 政策支持的力度应越大, 持续时间也应越长.

本文构建了含有异质估值的理性预期均衡模型, 在传统价值投资者与 ESG 投资者对同一风险资产存在相关但不相同估值的设定下, 分析了 ESG 披露质量如何影响公司权益资本成本. 结果表明: 在内生化传统价值投资者信息获取的情况下, 当最优信息获取为角点解时, 提高公司 ESG 披露的质量将带来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 而当信息获取为内点解时, ESG 披露的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呈非单调关系, 同时, 取得这些不同关系的参数条件也由模型的解析解给出. 研究结果调和了当前结论相左的实证研究, 也揭示了强制 ESG 披露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 即提高 ESG 披露的质量并不总是带来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下降.

内资和外资企业在经营决策、 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敏感程度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参与国际产业转移时也将呈现截然不同的模式特征. 因此, 在当前国际重大突发事件频发及其导致的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的背景下, 厘清内、 外资企业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异质性, 将是推动双循环格局、 保障供应链安全的重要前提. 本文构建了测度区分内、 外资企业的产业转移价值量的模型方法, 对2005—2016年间中国内、 外资企业参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异质性情况进行了探讨. 结果表明: 1)从规模分布来看, 中国内、 外资企业整体上均为生产活动承接者, 前期呈稳定增长态势, 但2014年以后增长势头趋缓, 甚至出现对外净转出趋势; 内资企业参与的国际产业转移规模始终保持在产业转移总量的80.0%左右, 但从转移产出比来看, 内资企业始终远低于外资企业, 两者之差在2005-2016年达到14.1个百分点. 2)从转移类型来看, 内资企业主要通过中间产品参与国际产业转移, 外资企业通过最终产品参与国际产业转移的比重远高于内资企业. 3)从行业构成来看, 内资企业主要通过承接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参与国际产业转移, 而外资企业则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为主. 4)从内外资企业的相互替代来看, 内资企业总体上对在华外资企业产品存在较强的替代效应, 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仍呈现出内资企业产品持续被在华外资企业替代的态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将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融入到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本文通过构建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社会核算矩阵, 模拟不同分配政策下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以及农村居民消费基尼系数的变化, 以探寻完善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分配政策有效路径. 研究发现: 扩大中等、 扶持弱者分配政策不仅能促进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增长, 而且能将农村居民消费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是相对较优选择, 而绝对公平、 绝对效率分配政策是相对较次选择; 政策模拟显示, 教育文化和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增长幅度最多, 食品烟酒消费反而减少, 显示有效的分配政策有助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升级转型; 初次分配制度是促进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主导机制, 再分配制度是促进农村居民共同富裕重要手段, 第三次分配制度是有益补充. 为此, 提出政策建议: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推进实现共同富裕;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本文旨在探究互联网对于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通过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分析, 发现互联网虽能显著缓解农村家庭在总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方面的不平等, 但对缓解经营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有限, 且会加剧农户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相较农村家庭的互联网使用情况, 其对互联网的应用易通过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来影响农户收入不平等, 验证了农村内部数字鸿沟的存在.基于这一发现, 本文从家庭收入来源分析了其影响机理, 发现互联网主要通过拉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来减小工资性收入差距, 从而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同时, 拥有原始资本积累的家庭更容易受益于互联网, 将会加剧财产性收入不平等.此外, 本文引入因果森林算法, 以人力资本为视角, 剖析了互联网影响农户工资性收入不平等和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在个体层面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 工资性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主要体现在低人力资本农户, 而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主要体现在高人力资本农户.

新行业比较优势如何出现以及优势行业如何维持是探究经济增长路径的根本问题.本文使用2010-2020年各省133万家企业注册大数据研究了知识溢出和政策干预对比较优势显现和维持的影响,并从行业特征和省份特征层面进行了多种异质性探讨.研究发现,知识溢出促进了新行业比较优势的出现,但只有省份内部关联行业之间的知识溢出有利于已有比较优势的维持.全国层面的产业政策没有提升被扶持行业比较优势出现的概率,但增加了重点发展行业的份额.发展比较优势方面,高知识含量和高地理集中度的行业在知识溢出中得到的收益较低;中西部省份和专业化程度高的省份在行业发展时更依赖于省份间知识溢出.进一步分析发现,发达的公路系统有助于增强省份之间知识溢出对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人口净流入高的省份充当知识外溢的角色.省份之间的知识溢出对重点行业发展政策的发挥有正向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为提升行业多样性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在一个系统的框架内估算中国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综合考虑日常经营和金融对冲的影响,首次测算出企业在经营中面临的汇率风险,进而能够更加清晰地讨论汇率风险的形成机理和化解机制.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经营中面临汇率风险暴露程度较低的原因在于中国企业使用外币成本较低、中国的进口渗透率整体较低和中国企业的海外业务收入占比较低;结合对企业最终面临的汇率风险的估算,评估了汇率传递、经营对冲、外币债务和外汇衍生品分别降低了拥有海外业务收入企业31.86%、3.76%、11.15%和39.25%的汇率风险暴露水平.本文进一步进行政策模拟,分析国外推动产业链本土化和中国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的情境下,中国企业在经营中面临的汇率风险的潜在变化.本文首次系统性地讨论了中国企业的汇率风险问题,明晰了汇率风险的形成机理、厘清各种风险化解机制的差异化作用、模拟了政策冲击对企业经营中面临汇率风险产生影响的机制和程度,对外汇市场发展、企业化解汇率风险,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有重要价值.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银行业竞争格局正经历巨大变革,数字技术深刻影响着银行的业务模式和发展水平.本文基于大数据与传统数据融合的视角,利用因子分析法测度我国120家商业银行2009-2019年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然后利用核密度估计、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视角考察我国商业银行数字金融发展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分析银行数字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演变规律及其来源.最后考察了银行数字金融水平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数字金融水平随着时间推移呈现极化差异.在东部地区,银行数字金融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之间具有相互促进效应,而在东北部地区则会产生抑制效应;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两者没有明显的互动效应.本研究丰富了数字金融水平测度的构建体系,为揭示我国商业银行数字金融发展差异状况、探索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提升对策提供了重要借鉴经验.

基于存在多个竞争性平台的理论框架,研究了平台的两种排他性合约形式:传统排他性合约和“二选一”合约.区分了优势平台使用这两种排他性合约动机的差异,并分析了不同形式的排他性合约对市场竞争和市场各方参与者收益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平台之间以及卖家之间的差异化程度是决定优势平台提供不同形式排他性合约的动机以及排他性交易对市场参与者产生的影响的核心因素.当平台之间以及卖家之间的差异化程度均较小时,优势平台选择提供传统排他性合约;而卖家之间的差异化程度较大时,优势平台选择提供“二选一”合约.尽管不同形式的排他性交易均会降低消费者剩余和总福利水平,但对其他竞争平台和卖家利润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传统排他性合约可以同时降低多个竞争平台的利润,而“二选一”合约则可以同时降低多个卖家的利润.本研究为平台不同形式的排他性交易行为提供了理论解释.

基于二维Hotelling模型,构建同时考虑平台与商家差异化的博弈模型,探讨强势平台排他策略选择的原因以及影响.研究表明:首先,强势平台存在两种排他动机,分别为“垄断驱动-排他”和“差异化驱动-排他”.强势平台较低的佣金、平台间较低的横向差异化水平、较高的纵向差异化水平以及产品间较高的横向差异化水平均会强化“垄断驱动-排他”,弱化“差异化驱动-排他”.其次,对弱势平台而言,强势平台的“差异化驱动-排他”对其同样有利.弱势平台可以通过适当降低佣金、增加平台间的横向差异化程度、降低平台间的纵向差异化程度,来避免“垄断驱动-排他”的出现.最后,激烈的产品间竞争能够激励强势平台的“差异化驱动-排他”,降低产品间的竞争水平,进而提升商家收益.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强势平台排他策略的驱动因素以及区分排他策略对各方的不同影响,对强势平台的监管和平台行业的反垄断具有重要意义.

复杂决策问题分析经常遭遇超出寻常认知范畴的不确定性,即所谓“深度不确定性”.此时,目标系统可能高度未知,且系统行为机理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仿真实施难度远超常规.如何实现深度不确定环境下的系统仿真已成为系统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对此,本文首先梳理了相关领域关于不确定性、深度不确定性的理解及认知变迁,提出深度不确定环境下系统仿真的关键特征约束,并分类阐述了现有主流不确定仿真范式的核心思想与实现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数据与模型混合驱动的动态探索性仿真范式,并在交通仿真领域进行方法实例应用,结果表明新方法能够有效提升仿真计算系统对真实系统复杂不确定变化的适应能力.

数据产权可以被视为不可分割的一元权利, 也可以将所有权和用益权分离, 而数据所有权与用益权分离带来的经济意义仍有争议. 数字企业提供基于数据的服务激励用户提供数据, 同时利用数据进行个性化定价, 并且导致用户遭受隐私损失. 本文构建了一个垄断厂商模型, 考虑了存在个性化定价与隐私损失时, 数据收集者缺乏用益权与拥有用益权两种权利界定下的数据收集行为与福利影响. 研究发现, 数据收集者缺乏用益权时, 隐私成本较高则不会有数据收集, 隐私成本较低会出现过度的数据收集, 体现为收集者耗费大量成本获取所有用户的数据. 收集者拥有初始用益权, 且用户拥有数据所有权时, 反而可以实现有效率的数据收集, 提高用户的剩余和社会福利. 进一步分析收集者同时拥有数据所有权和用益权的情况, 发现数据所有权只影响社会福利在数据收集者与用户之间的分配. 因此,应当考虑数据所有权和用益权分离的权利界定架构, 并且分场景讨论数据用益权归属: 当隐私成本较低时, 应赋予数据收集者用益权, 并且让用户通过"删除权"等方式行使所有权, 以提高社会福利和用户剩余; 当隐私成本较高或用户会低估隐私成本时, 应采取禁止数据收集而非确权的方式, 以保护敏感数据.

数字经济时代, 反垄断问题与信息保护问题交叉重叠, 向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提出巨大挑战. 本文在产品质量存在垂直差异且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的质量敏感度具有负相关性的市场条件下构建双寡头模型, 探究不同强度的信息保护政策对寡头厂商的定价策略与消费者决策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从福利指标的角度分析信息保护政策的具体效应. 研究结论表明, 对于消费者质量敏感度呈跨产品负相关分布的市场, 强信息保护政策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弱信息保护政策和不实行信息保护并不会带来社会福利的减损, 原因在于信息通过促进竞争的方式削弱了寡头厂商的垄断力量. 同时, 在产品特征不同的情况下, 强保护政策和弱保护政策对消费者剩余和厂商利润的影响并不相同, 原因在于信息资源介入市场将会带来"垄断效应"和"竞争效应", 这两种效应互相博弈抗衡, 使市场呈现出不同的福利分配格局. 本文结论对推进我国反垄断与信息保护工作的走深走实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本文采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 应用非平衡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结果发现: 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高管团队断裂带负向影响内部、 外部和正向社会责任, 但对负向社会责任无显著影响. 高管团队任务断裂带显著降低了企业社会责任, 而生理断裂带没有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内部治理环境对高管团队断裂带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关系有显著调节作用. CEO权力加剧了高管团队断裂带的负向作用, 社会责任委员会和高管多元包容性削弱了高管团队断裂带的负向作用. 高管团队断裂带通过增加代理成本和降低内部控制质量抑制了企业社会责任. 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揭示了高管团队建设和监管治理的重要性, 为政府制定和完善公司治理政策以及企业改善社会责任、 增强可持续竞争力提供经验证据.

套利定价理论认为理想的风险因子需要能够同时对资产期望收益率(一阶矩)和方差-协方差矩阵(二阶矩)定价, 因此在构造风险因子的过程中, 将收益率截面的一、 二阶矩信息联系起来至关重要. 基于资产定价和投资组合理论, 本文认为夏普率是联系一、 二阶矩的理想指标, 并基于该指标提出了一种均值方差有效的稀疏主成分分析算法, 构造潜在风险因子, 该算法在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的基础上引入了夏普率信息, 即通过在PCA的目标函数中引入L₁正则项对原主成分进行稀疏调整, 并以最大化夏普率的原则来确定惩罚项系数. 经过这一过程, 由本文算法提取的因子可在捕捉股票市场共同运动的同时也能实现对截面资产期望收益率差异的定价. 且进一步解析发现, 本文所构造因子的权重结构与经典经济因子的权重结构类似, 这说明本文所提的统计因子本质上与经济因子的金融逻辑是一致的. 本文利用A 股市场 2002年4月至 2022年5月的月频数据, 基于A 股市场上常见的18 个异象特征依次构造5×5 和10×10交叉排序组合数据集、 异象特征单排序组合数据集来检验本文算法的定价能力. 结果显示, 由本文算法构造的因子模型的定价能力优于传统三因子、 四因子、 五因子模型, 并且也优于PCA、 风险溢价PCA 这类统计因子模型, 表现为测试资产的GRS 统计量更小, 并且由本文算法提取的因子可以实现更大的最优夏普率. 进一步发现, 虽然经本文算法提取的因子属于统计因子, 但其同样具有较明显的经济学含义, 其中基于5×5交叉排序组合提取的前三个主成分的权重分布可分别还原经济因子模型中的市场因子、 规模因子、 价值因子. 以上结论在10×10 交叉排序组合数据集和更为一般的异象特征单排序组合数据集中同样成立, 表明本文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资本市场开放可能因为境外投资者拥有信息分析优势以及更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加剧股价信息风险, 然而也被广泛认为可以引进成熟投资者, 改善流动性, 降低投资者面临的信息风险. 本文采用Yang等(2020)提出的异常特质波动率(AIV)作为股价信息风险的综合测度, 利用我国"沪港通"政策推出作为政策冲击, 通过双重差分法探究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股价信息风险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沪港通"政策的实施整体降低了"沪港通"标的股票的信息风险, 且在采用随机设计(RD)方法减少进入"沪港通"名单的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 机制检验表明, "沪港通"政策引入境外投资者, 改进了市场流动性, 带来了更多分析师覆盖, 同时提高了企业信息披露质量, 从信息利用和信息生成两个角度降低了股价信息风险. 本文研究丰富了股价信息风险文献, 在实践层面上亦为后续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提供政策制定参考.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 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有助于构建更为高效的绿色能源体系, 分析能源转型效果对制定合理的碳排放政策、 完成中长期减排目标,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以此为出发点, 首先运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系统GM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估计能源转型、 可再生能源效率和不可再生能源效率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其次将中间品生产部门细分为可再生能源生产部门与不可再生能源生产部门, 构建DSGE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分析了能源转型冲击、 可再生能源效率冲击和不可再生能源效率冲击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短期影响, 并分别对比三项冲击在四种情景(无政策、 碳税政策、 碳排放强度政策、 碳排放上限政策)下对变量的影响有何不同. 分析表明: 1)能源转型促使资源在部门间的转移, 可再生能源生产部门产出会增加, 不可再生能源生产部门产出和碳排放会降低; 2)两种能源效率的提高会产生经济扩张效应, 但也会产生能源反弹效应, 增加碳排放; 3)在模拟期后期, 实施碳排放强度政策将促进三项冲击对产出的增长效应, 但也会阻碍能源转型进程中的减排效果、 加剧反弹效应, 碳税政策的实施会抑制两类能源效率冲击对碳排放的反弹效应. 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应依赖合理的碳排放政策, 制定长期减排目标, 本研究对我国分析能源转型效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提出分解增加值的完整框架, 将乘数分解及结构分解方法推广至多国多部门投入产出模型, 定量分析2000-2020年我国的双循环演变趋势及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 研究发现: 我国经济发展对内循环的依赖整体呈"U"型, 拐点出现在2006年. 拐点左侧, 内循环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不断降低的增加值率; 拐点右侧, 最终需求率、 完全需求系数和增加值率的提高依次成为内循环上升的主要动力. 消费相较于投资一直是内需中影响内循环变动的主要因素. 我国外循环的依赖国家由发达国家为主转向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并存. 制造业发展对内循环的依赖从2008年起由降转升, 该时段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完全需求系数增加、 产业结构高级化、 制造业增加值率提升在制造业内循环上升中依次占据主要地位. 数字产业内循环的变化由自身的最终需求率或非数字产业的完全需求系数主导, 非数字产业内循环变动的主导产业主要是自身.

在中国制造业向高端迈进的现实诉求下, 数字技术赋能服务化转型成为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 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并创造新发展机遇, 使其为客户提供集产品-软件-服务于一体的智能解决方案. 本文首先采集与数字技术和服务化紧密关联的国内外前沿文献, 筛选形成样本资料库, 并构建理论分析框架. 其次在介绍服务化与数字技术应用概念基础上, 揭示了向数字服务化演变的趋势, 剖析了赋能的实现方式. 再者基于制造企业价值链区间划分, 从前端产品创新、 中端混合产品生成以及后端服务创新阐述了数字技术赋能服务化转型的应用场景. 最后解析了赋能具有潜在价值与风险并存的"双刃剑"效应, 提出了对策建议, 并展望了该议题未来的热点研究方向.

服务贸易成本变动影响服务要素的跨境流动,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可经由投入产出关联影响各国生产成本与最终产品价格, 进而对消费者的福利产生影响. 本文基于WIOD数据库首先计算了2000-2014年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成本, 在此基础上利用全球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和消费者福利模型, 从等价性变化和补偿性变化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服务贸易成本变动对各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成本在2000-2014年呈下降趋势, 航空运输和金融服务业降幅最为明显; 中国服务贸易成本变动给制造业带来的价格效应高于服务业和农业, 其中知识密集型制造业最高, 资本密集型次之, 劳动密集型最低; 消费者福利分析显示, 中国服务贸易成本变动对各国消费者福利均有改进作用, 且除自身和世界其他地区外给美国、 日本、 韩国、 德国带来的福利改进最为明显; 细分服务业来看, 分销、 邮政运输和金融商务的对外贸易成本变动的福利效应最高. 进一步, 国际比较显示, 2000-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成本变动给世界其他经济体带来的消费者总福利改进是美国的约3.3倍, 与美日欧等经济体相比正外部性更强, 引致的福利增进更具普惠性. 本文可为深入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加强各国合作提供政策参考.

基于2000-2015年海关贸易数据库, 本文识别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策略倾向, 并考察了内、 外部产品网络对企业改变竞争策略的影响及其机制. 研究发现, 企业普遍采取成本竞争策略参与出口, 但企业可以通过趋近内、 外部网络降低企业的成本竞争倾向; 并且, 当两种趋近程度都达到较高水平时, 企业可以从成本竞争转向质量竞争. 机制分析表明, 更高的产品质量差异度和更大的市场需求会削弱企业的成本竞争倾向; 靠近外部产品网络主要通过强化产品质量差异的渠道减弱成本竞争倾向, 靠近内部产品网络主要通过强化出口市场需求的渠道提高质量竞争倾向. 异质性分析表明, 由于信息流动的影响将受制于知识汲取、 转移与扩散的流畅程度, 这种网络效应对新进企业和内资企业更有效, 但在政策支持下会遭到削弱. 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企业利用产品网络的信息流动提升出口竞争力的可行性, 更对产业政策实施的优化提出了更多元化的思考.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举措. 本文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可转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可转债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作用机制检验发现, 可转债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优化资源配置两条路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异质性分析表明, 偏重债性的可转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并且, 在外部监督程度较高的企业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可转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 本文为可转债经济后果的研究领域补充了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拓展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领域的研究文献, 对推动我国金融工具创新、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国家高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和示范区,有效发挥其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辐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8年中国地级市数据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为缓解传统双重差分(DID)模型由于忽略政策空间溢出对评价效果产生的偏误,构建空间DID模型,围绕国家高新区设立影响本地和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国家高新区设立可以提高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政策对未设立国家高新区的城市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这一效应与城市原始发展水平和城市间空间距离有关;但在同样设立了国家高新区的城市之间未表现出"强强联手"或"竞相向上"的空间联系;另外,国家高新区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通过改善区域创新创业环境发挥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以国家高新区为节点,打造高质量发展高地,突破行政界限,建设多元化国家高新区区域协作体系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