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存在多个竞争性平台的理论框架,研究了平台的两种排他性合约形式:传统排他性合约和“二选一”合约.区分了优势平台使用这两种排他性合约动机的差异,并分析了不同形式的排他性合约对市场竞争和市场各方参与者收益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平台之间以及卖家之间的差异化程度是决定优势平台提供不同形式排他性合约的动机以及排他性交易对市场参与者产生的影响的核心因素.当平台之间以及卖家之间的差异化程度均较小时,优势平台选择提供传统排他性合约;而卖家之间的差异化程度较大时,优势平台选择提供“二选一”合约.尽管不同形式的排他性交易均会降低消费者剩余和总福利水平,但对其他竞争平台和卖家利润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传统排他性合约可以同时降低多个竞争平台的利润,而“二选一”合约则可以同时降低多个卖家的利润.本研究为平台不同形式的排他性交易行为提供了理论解释.

基于二维Hotelling模型,构建同时考虑平台与商家差异化的博弈模型,探讨强势平台排他策略选择的原因以及影响.研究表明:首先,强势平台存在两种排他动机,分别为“垄断驱动-排他”和“差异化驱动-排他”.强势平台较低的佣金、平台间较低的横向差异化水平、较高的纵向差异化水平以及产品间较高的横向差异化水平均会强化“垄断驱动-排他”,弱化“差异化驱动-排他”.其次,对弱势平台而言,强势平台的“差异化驱动-排他”对其同样有利.弱势平台可以通过适当降低佣金、增加平台间的横向差异化程度、降低平台间的纵向差异化程度,来避免“垄断驱动-排他”的出现.最后,激烈的产品间竞争能够激励强势平台的“差异化驱动-排他”,降低产品间的竞争水平,进而提升商家收益.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强势平台排他策略的驱动因素以及区分排他策略对各方的不同影响,对强势平台的监管和平台行业的反垄断具有重要意义.

复杂决策问题分析经常遭遇超出寻常认知范畴的不确定性,即所谓“深度不确定性”.此时,目标系统可能高度未知,且系统行为机理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仿真实施难度远超常规.如何实现深度不确定环境下的系统仿真已成为系统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对此,本文首先梳理了相关领域关于不确定性、深度不确定性的理解及认知变迁,提出深度不确定环境下系统仿真的关键特征约束,并分类阐述了现有主流不确定仿真范式的核心思想与实现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数据与模型混合驱动的动态探索性仿真范式,并在交通仿真领域进行方法实例应用,结果表明新方法能够有效提升仿真计算系统对真实系统复杂不确定变化的适应能力.

数据产权可以被视为不可分割的一元权利, 也可以将所有权和用益权分离, 而数据所有权与用益权分离带来的经济意义仍有争议. 数字企业提供基于数据的服务激励用户提供数据, 同时利用数据进行个性化定价, 并且导致用户遭受隐私损失. 本文构建了一个垄断厂商模型, 考虑了存在个性化定价与隐私损失时, 数据收集者缺乏用益权与拥有用益权两种权利界定下的数据收集行为与福利影响. 研究发现, 数据收集者缺乏用益权时, 隐私成本较高则不会有数据收集, 隐私成本较低会出现过度的数据收集, 体现为收集者耗费大量成本获取所有用户的数据. 收集者拥有初始用益权, 且用户拥有数据所有权时, 反而可以实现有效率的数据收集, 提高用户的剩余和社会福利. 进一步分析收集者同时拥有数据所有权和用益权的情况, 发现数据所有权只影响社会福利在数据收集者与用户之间的分配. 因此,应当考虑数据所有权和用益权分离的权利界定架构, 并且分场景讨论数据用益权归属: 当隐私成本较低时, 应赋予数据收集者用益权, 并且让用户通过"删除权"等方式行使所有权, 以提高社会福利和用户剩余; 当隐私成本较高或用户会低估隐私成本时, 应采取禁止数据收集而非确权的方式, 以保护敏感数据.

数字经济时代, 反垄断问题与信息保护问题交叉重叠, 向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提出巨大挑战. 本文在产品质量存在垂直差异且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的质量敏感度具有负相关性的市场条件下构建双寡头模型, 探究不同强度的信息保护政策对寡头厂商的定价策略与消费者决策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从福利指标的角度分析信息保护政策的具体效应. 研究结论表明, 对于消费者质量敏感度呈跨产品负相关分布的市场, 强信息保护政策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弱信息保护政策和不实行信息保护并不会带来社会福利的减损, 原因在于信息通过促进竞争的方式削弱了寡头厂商的垄断力量. 同时, 在产品特征不同的情况下, 强保护政策和弱保护政策对消费者剩余和厂商利润的影响并不相同, 原因在于信息资源介入市场将会带来"垄断效应"和"竞争效应", 这两种效应互相博弈抗衡, 使市场呈现出不同的福利分配格局. 本文结论对推进我国反垄断与信息保护工作的走深走实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本文采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 应用非平衡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结果发现: 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高管团队断裂带负向影响内部、 外部和正向社会责任, 但对负向社会责任无显著影响. 高管团队任务断裂带显著降低了企业社会责任, 而生理断裂带没有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内部治理环境对高管团队断裂带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关系有显著调节作用. CEO权力加剧了高管团队断裂带的负向作用, 社会责任委员会和高管多元包容性削弱了高管团队断裂带的负向作用. 高管团队断裂带通过增加代理成本和降低内部控制质量抑制了企业社会责任. 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揭示了高管团队建设和监管治理的重要性, 为政府制定和完善公司治理政策以及企业改善社会责任、 增强可持续竞争力提供经验证据.

套利定价理论认为理想的风险因子需要能够同时对资产期望收益率(一阶矩)和方差-协方差矩阵(二阶矩)定价, 因此在构造风险因子的过程中, 将收益率截面的一、 二阶矩信息联系起来至关重要. 基于资产定价和投资组合理论, 本文认为夏普率是联系一、 二阶矩的理想指标, 并基于该指标提出了一种均值方差有效的稀疏主成分分析算法, 构造潜在风险因子, 该算法在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的基础上引入了夏普率信息, 即通过在PCA的目标函数中引入L₁正则项对原主成分进行稀疏调整, 并以最大化夏普率的原则来确定惩罚项系数. 经过这一过程, 由本文算法提取的因子可在捕捉股票市场共同运动的同时也能实现对截面资产期望收益率差异的定价. 且进一步解析发现, 本文所构造因子的权重结构与经典经济因子的权重结构类似, 这说明本文所提的统计因子本质上与经济因子的金融逻辑是一致的. 本文利用A 股市场 2002年4月至 2022年5月的月频数据, 基于A 股市场上常见的18 个异象特征依次构造5×5 和10×10交叉排序组合数据集、 异象特征单排序组合数据集来检验本文算法的定价能力. 结果显示, 由本文算法构造的因子模型的定价能力优于传统三因子、 四因子、 五因子模型, 并且也优于PCA、 风险溢价PCA 这类统计因子模型, 表现为测试资产的GRS 统计量更小, 并且由本文算法提取的因子可以实现更大的最优夏普率. 进一步发现, 虽然经本文算法提取的因子属于统计因子, 但其同样具有较明显的经济学含义, 其中基于5×5交叉排序组合提取的前三个主成分的权重分布可分别还原经济因子模型中的市场因子、 规模因子、 价值因子. 以上结论在10×10 交叉排序组合数据集和更为一般的异象特征单排序组合数据集中同样成立, 表明本文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资本市场开放可能因为境外投资者拥有信息分析优势以及更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加剧股价信息风险, 然而也被广泛认为可以引进成熟投资者, 改善流动性, 降低投资者面临的信息风险. 本文采用Yang等(2020)提出的异常特质波动率(AIV)作为股价信息风险的综合测度, 利用我国"沪港通"政策推出作为政策冲击, 通过双重差分法探究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股价信息风险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沪港通"政策的实施整体降低了"沪港通"标的股票的信息风险, 且在采用随机设计(RD)方法减少进入"沪港通"名单的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 机制检验表明, "沪港通"政策引入境外投资者, 改进了市场流动性, 带来了更多分析师覆盖, 同时提高了企业信息披露质量, 从信息利用和信息生成两个角度降低了股价信息风险. 本文研究丰富了股价信息风险文献, 在实践层面上亦为后续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提供政策制定参考.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 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有助于构建更为高效的绿色能源体系, 分析能源转型效果对制定合理的碳排放政策、 完成中长期减排目标,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以此为出发点, 首先运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系统GM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估计能源转型、 可再生能源效率和不可再生能源效率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其次将中间品生产部门细分为可再生能源生产部门与不可再生能源生产部门, 构建DSGE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分析了能源转型冲击、 可再生能源效率冲击和不可再生能源效率冲击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短期影响, 并分别对比三项冲击在四种情景(无政策、 碳税政策、 碳排放强度政策、 碳排放上限政策)下对变量的影响有何不同. 分析表明: 1)能源转型促使资源在部门间的转移, 可再生能源生产部门产出会增加, 不可再生能源生产部门产出和碳排放会降低; 2)两种能源效率的提高会产生经济扩张效应, 但也会产生能源反弹效应, 增加碳排放; 3)在模拟期后期, 实施碳排放强度政策将促进三项冲击对产出的增长效应, 但也会阻碍能源转型进程中的减排效果、 加剧反弹效应, 碳税政策的实施会抑制两类能源效率冲击对碳排放的反弹效应. 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应依赖合理的碳排放政策, 制定长期减排目标, 本研究对我国分析能源转型效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提出分解增加值的完整框架, 将乘数分解及结构分解方法推广至多国多部门投入产出模型, 定量分析2000-2020年我国的双循环演变趋势及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 研究发现: 我国经济发展对内循环的依赖整体呈"U"型, 拐点出现在2006年. 拐点左侧, 内循环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不断降低的增加值率; 拐点右侧, 最终需求率、 完全需求系数和增加值率的提高依次成为内循环上升的主要动力. 消费相较于投资一直是内需中影响内循环变动的主要因素. 我国外循环的依赖国家由发达国家为主转向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并存. 制造业发展对内循环的依赖从2008年起由降转升, 该时段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完全需求系数增加、 产业结构高级化、 制造业增加值率提升在制造业内循环上升中依次占据主要地位. 数字产业内循环的变化由自身的最终需求率或非数字产业的完全需求系数主导, 非数字产业内循环变动的主导产业主要是自身.

在中国制造业向高端迈进的现实诉求下, 数字技术赋能服务化转型成为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 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并创造新发展机遇, 使其为客户提供集产品-软件-服务于一体的智能解决方案. 本文首先采集与数字技术和服务化紧密关联的国内外前沿文献, 筛选形成样本资料库, 并构建理论分析框架. 其次在介绍服务化与数字技术应用概念基础上, 揭示了向数字服务化演变的趋势, 剖析了赋能的实现方式. 再者基于制造企业价值链区间划分, 从前端产品创新、 中端混合产品生成以及后端服务创新阐述了数字技术赋能服务化转型的应用场景. 最后解析了赋能具有潜在价值与风险并存的"双刃剑"效应, 提出了对策建议, 并展望了该议题未来的热点研究方向.

服务贸易成本变动影响服务要素的跨境流动,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可经由投入产出关联影响各国生产成本与最终产品价格, 进而对消费者的福利产生影响. 本文基于WIOD数据库首先计算了2000-2014年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成本, 在此基础上利用全球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和消费者福利模型, 从等价性变化和补偿性变化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服务贸易成本变动对各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成本在2000-2014年呈下降趋势, 航空运输和金融服务业降幅最为明显; 中国服务贸易成本变动给制造业带来的价格效应高于服务业和农业, 其中知识密集型制造业最高, 资本密集型次之, 劳动密集型最低; 消费者福利分析显示, 中国服务贸易成本变动对各国消费者福利均有改进作用, 且除自身和世界其他地区外给美国、 日本、 韩国、 德国带来的福利改进最为明显; 细分服务业来看, 分销、 邮政运输和金融商务的对外贸易成本变动的福利效应最高. 进一步, 国际比较显示, 2000-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成本变动给世界其他经济体带来的消费者总福利改进是美国的约3.3倍, 与美日欧等经济体相比正外部性更强, 引致的福利增进更具普惠性. 本文可为深入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加强各国合作提供政策参考.

基于2000-2015年海关贸易数据库, 本文识别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策略倾向, 并考察了内、 外部产品网络对企业改变竞争策略的影响及其机制. 研究发现, 企业普遍采取成本竞争策略参与出口, 但企业可以通过趋近内、 外部网络降低企业的成本竞争倾向; 并且, 当两种趋近程度都达到较高水平时, 企业可以从成本竞争转向质量竞争. 机制分析表明, 更高的产品质量差异度和更大的市场需求会削弱企业的成本竞争倾向; 靠近外部产品网络主要通过强化产品质量差异的渠道减弱成本竞争倾向, 靠近内部产品网络主要通过强化出口市场需求的渠道提高质量竞争倾向. 异质性分析表明, 由于信息流动的影响将受制于知识汲取、 转移与扩散的流畅程度, 这种网络效应对新进企业和内资企业更有效, 但在政策支持下会遭到削弱. 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企业利用产品网络的信息流动提升出口竞争力的可行性, 更对产业政策实施的优化提出了更多元化的思考.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举措. 本文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可转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可转债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作用机制检验发现, 可转债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优化资源配置两条路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异质性分析表明, 偏重债性的可转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并且, 在外部监督程度较高的企业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可转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 本文为可转债经济后果的研究领域补充了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拓展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领域的研究文献, 对推动我国金融工具创新、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国家高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和示范区,有效发挥其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辐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8年中国地级市数据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为缓解传统双重差分(DID)模型由于忽略政策空间溢出对评价效果产生的偏误,构建空间DID模型,围绕国家高新区设立影响本地和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国家高新区设立可以提高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政策对未设立国家高新区的城市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这一效应与城市原始发展水平和城市间空间距离有关;但在同样设立了国家高新区的城市之间未表现出"强强联手"或"竞相向上"的空间联系;另外,国家高新区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通过改善区域创新创业环境发挥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以国家高新区为节点,打造高质量发展高地,突破行政界限,建设多元化国家高新区区域协作体系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 各种安全风险事件显著增多使得大量企业的供应链遭遇冲击甚至发生中断, 供应链韧性已成为学术界、 产业界和政府共同关注焦点. 本文从单一和多元组态视角出发, 构建了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研究模型, 以622份企业的有效数据为样本,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 1)灵活性、 敏捷性、 重塑性、 可视性、 供应链合作均能够对供应链韧性产生正向影响. 2)高灵活性、 高敏捷性、 高重塑性、 高可视性、 强供应链合作均无法单独构成高供应链韧性的必要条件. 3)高供应链韧性存在3类驱动组态, 分别是敏捷性*重塑性*供应链合作构成的高敏捷型组态、 ~灵活性*重塑性*可视性*供应链合作构成的高可视型组态、 ~灵活性*敏捷性*可视性*供应链合作和灵活性*敏捷性*可视性*重塑性构成的敏捷可视兼具型组态. 高供应链韧性背后是多因素的协同作用, 各因素的有效组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提升供应链韧性. 本研究系统性地探讨了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 以期为企业提升供应链韧性提供理论指导和管理启示.

随着"血汗工厂" "环境污染" "儿童奴工"等事件频频爆出, 当今企业需要从单一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转向履行社会责任, 从而实现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聚焦如何协调品牌商和供应商共同参与履行供应链上游社会责任, 考虑了消费者的亲社会属性和参考效应, 采用微分博弈方法构建了品牌商和供应商分散化决策、 集中决策和单边成本分担契约三种模式的决策模型, 设计了双边成本分担和收益共享契约, 实现了供应链的完美协调. 研究发现: 1)亲社会性消费者比例的增加会倒逼品牌商和供应商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努力, 但消费者过度依赖品牌商誉判定品牌商供应链上游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会降低供应链成员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2)单边成本分担契约激励供应商提高了社会责任履行努力, 且未影响品牌商的社会责任履行努力. 契约刺激了品牌商誉和消费者参考价格的提升, 促使品牌商和供应商利润的增加. 而且, 当消费者参考品牌商供应链上游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效应对参考价格形成影响较大时, 该契约下的参考价格反而高于集中决策模式. 然而, 该契约难以推动品牌商和供应商共同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努力, 无法实现供应链总利润的最大化. 3)当品牌商的收益分享比例处于中等水平时, 可以促使品牌商和供应商都参与双边成本分担和收益共享契约, 并实现供应链的完美协调.

气候损失与适应是气候复杂经济系统模型的关键模块, 并影响到气候决策力度. 本文梳理了该领域的研究进展. 气候损失研究不仅关注温升对经济产出水平的总体影响, 也关注温升通过对实物资本、劳动力供给、技术进步、自然资本等冲击而造成的损失. 目前文献对不同温升幅度下损失函数的改进有了方向性判断, 但损失函数具体设置仍存在较大分歧. 现有的气候适应模型主要考虑适应性投资行为和市场机制两种途径. 在模型中内生这两类适应策略既需考虑相关限制因素以避免高估气候适应能力, 也需要关注适应策略的区域异质性. 未来研究还需考虑社会维度损失和除温升外其他气候风险特征及其传导机制, 完善损失函数构建和校准, 并辅以概率工具等刻画损失和适应的不确定性, 以期为气候决策提供依据.

本文在城市层面, 利用准自然实验研究了大气污染治理绩效考核是否激励了地方政府改善空气质量, 然后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了城市大气污染治理效率, 并进一步识别了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因素. 实证结果显示, 大气污染治理绩效考核显著地促进了地方政府改善空气质量, 实验组城市的PM$_{2.5}$年均浓度比控制组城市平均每年多下降3.38%. 其次, 我国近年来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呈逐渐下降趋势, 尤以中西部为甚. 而外商投资对于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负面影响, 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正面影响, 科技投入水平影响不显著. 据此, 本文提出我国应该将大气污染治理绩效考核制度作为一项长期制度坚持下去, 并提高“两高”型行业在大气污染物排放方面的准入门槛, 从而推动地方政府进行大气污染治理. 此外, 城市需要加大绿色科技投入力度, 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 以促进城市的绿色转型.

了解中国电力部门脱碳的驱动因素以及碳交易机制在电力部门脱碳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有助于制定和完善电力部门脱碳相关政策以兑现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本文基于一个自行开发的电力部门$\rm CO_2$排放数据集, 从碳交易机制实施的视角对电力部门$\rm CO_2$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分解分析, 并分析这些驱动因素在碳交易机制促进电力部门脱碳过程中的作用机理. 结果发现, 碳交易机制实施后中国电力部门脱碳进程加快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速变缓、发电结构持续优化、以及发电和用电效率逐渐提升. 碳交易机制加速了中国电力部门脱碳进程, 它主要是通过促进发电和用电效率提高来发挥作用的. 研究结论明确了中国电力部门脱碳相关政策的优先顺序和着力点.

双碳目标发布后, 个人投资者绿色关注逐步提升, 其对上市公司产生的外部压力不容忽视. 本文基于沪深两市投资者互动平台数据构建绿色关注指标, 以204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 实证发现了个人投资者绿色关注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 这一影响在非重污染行业、无排污费用或环保补贴等公司更加显著, 个人投资者绿色关注对环境规制产生补充作用, 且绿色金融政策能够正向调节绿色关注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 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引导个人投资者绿色投资理念, 对于促进上市公司绿色创新和补充环境规制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有限注意力假说, 用分析师共同覆盖构建公司相关性, 检验了A股市场关联公司之间股票的动量溢出效应.研究发现, 以共同覆盖分析师数量作为权重构建的关联公司股票加权平均收益率, 能正向预测焦点公司未来1～12月的收益率, 基于关联公司收益率构建的多空组合可获得10%～12%的年化超额收益; 在截面回归中, 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较同行业或同地区公司的动量溢出效应更强.异质性分析表明, 在拥有更多分析师共同覆盖、非明星或低学历分析师共同覆盖, 以及焦点公司股票被更多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持有时, 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更强, 说明该效应的成因与分析师和投资者的有限注意带来的行动迟缓和反应滞后相关.本文的工作对A股市场跨资产动量效应给出了全新证据, 对市场监管与投资者决策具有参考价值.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深邃的系统观念, 引领着中华民族不断地成长和前行. 在应对当今"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种种挑战的形势之下, 从传统文化中萃取系统观念, 有着特别的意义. 二十多年前, 中国系统工程事业的开创者之一许国志院士在为英中日三国系统方法论跨文化交流讨论会论文集的英文序言中, 对中国四书五经中"大学"所蕴含的系统观念有精辟的论述.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前理事长顾基发研究员和中国科学院大学颜基义教授将该序言翻译成中文, 并加上自己精彩的评述. 现特此把顾基发研究员和颜基义教授的翻译在本期《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之首刊出, 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光辉来启迪我们今天的系统思维.

随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显著拓展, 实体部门"脱实向虚"趋势俨然成为结构性矛盾, 企业金融化背后的动因及适度性成为亟需解决的议题. 本文从企业应对风险与不确定性, 以及追求股东价值的金融化驱动机制出发, 构造以企业风险最小化和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投资组合优化问题, 并获得不同目标下的金融资产最优配置, 反映出企业风险、股东价值与企业金融化水平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在此基础上, 基于企业金融化驱动机制反映金融化动机的特征事实, 从企业自身的资产配置结构出发, 结合特定目标下金融资产最优配置, 提出企业金融化动机的判别准则, 以及企业金融化适度性范围的确定方式. 随之, 我们选取中国代表性上市非金融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关于金融化动机的判别, 本文发现非金融企业部门虽然整体上仍然以"蓄水池"动机为主导, 但"投资替代"动机倾向比较显著, 不容忽视. 不同行业之间、不同股权性质企业存在异质性, 其中批发零售业和房地产业"投资替代"动机显著, 非国有企业"投资替代"动机显著强于国有企业. 关于企业金融化的适度性, 本文发现非金融企业部门整体上金融化适度性水平偏低, 尤其是信息技术业和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 金融化适度性显著低于平均水平, 并且行业金融化水平有所不足, 而批发零售业和房地产业则存在过度金融化现象. 非国有企业金融化适度性显著高于国有企业, 同时也存在过度金融化现象. 本文的结论为企业金融投资决策和监管识别提供引导性建议.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观察配对样本, 本文采用对偶模型检验了共同股东对公司间治理趋同的影响, 结果发现: ①如果两个公司存在共同股东, 则公司间的治理特征将更加趋同; ②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当公司内部信息环境越好或外部信息环境越差时, 上述趋同效应越明显, 说明趋同效应源于共同股东能更有效地获取不同公司的内部治理信息; 同时, 共同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或行业竞争越激烈时, 上述趋同效应越明显, 说明趋同效应源于共同股东的协同治理动机; ③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 向不同的公司委派相同的董事、监事或高管是共同股东促使公司间治理特征趋同的重要途径. 此外, 本文还基于共同股东特征或企业特征进行了丰富的拓展性分析. 本文基于公司间效应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为共同股东对微观企业的治理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在绿色“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本文以隐含碳强度指标为核心,构建需求的跨境经济和碳排放影响综合分析框架,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求对中国的经济和环境影响.结果显示,沿线国家需求对中国增加值、碳排放及总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能力正日渐增强.然而,相比于世界其他国家,沿线国家需求结构中高隐含碳强度产业占比较高,导致其整体上具有更高的隐含碳强度,意味着当前中国需要排放更多的碳排放来获取分工收益;要实现绿色“一带一路”愿景,南亚是关键区域,采矿和采石、石油、化学和非金属矿产、金属是关键产业;反映供应链的生产结构差异是沿线国家在中国具有高隐含碳强度的主因,表明供应链转型对构建绿色“一带一路”具有重要潜力.本文首次系统评估了沿线国家需求通过国际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和碳排放影响,明确了一个过往研究所忽视的绿色“一带一路”挑战,从关键区域治理、关键产业治理和绿色供应链转型等三方面提出了政策启示.同时,本文开发的跨境经济和碳排放影响综合分析框架为后续其他环境指标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企业绿色并购行为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微观机制,但其实施动机和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尚不明确.本文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分阶段实施为外生冲击,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对污染上市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实施能显著提高污染企业绿色并购概率,并且绿色并购带来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显著提升以及环境绩效的改善.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目标企业并未集中于环境规制强度弱的地区,排除了污染转移的替代性解释.同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激励的绿色并购具有重大并购占比高、关联并购占比低,业绩承诺金额少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漂绿”工具的替代性解释.最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下的绿色并购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和外部关注度高的企业.本文对绿色并购行为进行深入考察,这对理解环境治理压力下的企业具体应对策略具有积极意义,也为深化环境治理体制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本文研究管理层是否从同行股价中获取信息辅助其研发决策.本文首先发现,同行股票的估值水平与企业的研发开支存在负相关关系.本文的进一步发现满足了管理层学习行为的必要条件:第一,同行估值与企业研发的相关关系在企业自身股价的信息含量较少、同行公司股价的信息含量较多时,更为显著;第二,两者关系在行业竞争相对激烈、企业市场地位较低时,更为显著;第三,企业上市会削弱同行估值与企业研发的相关关系;第四,企业转行后,前同行的股价信息影响削弱,而新同行的股价信息影响增强.此外,文章还排除了迎合理论的替代解释并采取多种方式缓解行业层面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从管理层从股价中学习的这一视角对股价波动影响企业研发做出了新解释,也为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证据支持.

如何在社会生活和消费领域推动绿色转型是各国政府应关注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学界对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给予了广泛关注, 对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却关注不够, 以绿色生活方式为主题的相关实证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本文基于 2008–2019 中国 30 个省份年度面板数据, 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来检验环境规制对居民绿色生活方式的影响, 并系统探究了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生活方式的可能作用机理. 研究发现: 环境规制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绿色生活方式, 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层面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来正向影响居民的绿色生活方式. 另外,绿色环境意识在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生活方式的影响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异质性分析与稳健性分析进一步丰富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及结果的可靠性. 通过本文的研究, 试图打开环境规制引导居民形成绿色生活方式作用的 “黑箱”, 同时为政府引导居民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和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和参考.

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在对 1998–2016 年中国区域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进行考察的基础上, 建立指数随机图模型首次对中国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机制进行了识别和解释. 结果表明: 中国区域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可分为 “各司其责” 的四大板块并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 “俱乐部” 空间分布特征; 各板块在样本时期内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重组, 其中净溢出板块的组成省份有所减少, 主受益和净受益板块的组成省份有所增加, 而经纪人板块的组成省份虽然有所变化但总数保持不变; 区域间的 “碳排放避难所” 效应有所弱化, 各区域倾向于以 “互惠” 或 “组团” 的方式参与碳排放空间关联 “活动”, 碳排放的空间关联存在区域间各自为政的 “诸侯经济” 与梯度断层现象; 较高的对外开放度、清洁低碳的能源结构与能源效率的提升有利于推动区域间产生更多的碳排放接收关系; 碳排放的空间关联格局随能源结构的升级而呈现出 “由西向东” 和 “由北向南” 的梯度关联趋向; 区域间经济发展方式在对外开放、经济集聚、产业结构、能源效率上的互补性以及紧密的区域贸易联系,促使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随着区域间分工与协作的加强而呈现出千里 “碳缘” 一线牵的特点.因此, 加快推进实施区域一体化和碳交易市场等协作减排政策, 将有效促进区域间的协同低碳转型发展格局得以实现.

蔬菜和水果在中国居民膳食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 其价格波动给消费者福利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 尤其是对不同收入群体福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本研究基于非完整需求系统的分析框架, 运用准确映射的斯通指数隐含马歇尔需求系统 (EASI) 模型和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微观数据, 考察了果蔬产品间的交叉价格效应以及果蔬价格变动对不同收入群体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果蔬产品间存在显著的交叉价格效应, 其中, 鲜蔬菜、鲜水果和鲜瓜果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 干蔬菜制品、干果及干瓜果制品对于鲜蔬菜均表现出替代性, 干蔬菜制品也是鲜水果的替代品且替代性较强. 果蔬价格上升会降低消费者福利, 如果不考虑 EASI 非完整需求系统在福利分析时的间接效果, 将会低估消费者福利损失. 蔬菜价格上涨带来的福利损失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呈下降趋势, 水果价格上涨带来的福利损失随收入增长则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 “U” 型分布. 因此有必要平抑果蔬价格上涨和保障消费者福利, 并针对收入群体差异制定不同政策措施.

本文基于垄断租金消散和"租税转换"的视角研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论文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基于不同数据源从跨国比较的视角评估"中国奇迹"，数据分析表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建立在低起点的基础之上，由此决定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阶段性动力转换的挑战；第二，在识别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四个阶段的基础上，从逻辑和证据两个层面分析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是垄断租金消散和"租税转换"，其中地方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基于财政分权体制的地方政府租金收入最大化导向逆转了改革以来的"租税转换"趋势，地方政府财政利益与经济发展之间原有的激励兼容关系被削弱；第三，分析中国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所要面对的困难，消除产品和要素市场垄断租金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根本性作用的内在要求；最后，本文从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的建议.

构建包含环境因素的城乡二元一般均衡模型解析城镇化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依据中国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城镇化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效应.结果表明：城镇化对以单位GDP污染物排放为代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明显的中介效应；东部城市的城镇化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抑制环境污染物排放，中部和西部城市的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物排放兼具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的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物排放的抑制作用均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但省会城市城镇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非省会城市.未来需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合理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两者之间的协同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主要基于1990-2018年跨国投入产出表和经济制裁数据，研究了经济制裁对于目标国家的附加值和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制裁将降低目标国家的价值链参与度和国内产业附加值，使目标国家向价值链上游移动，转变为资源出口型国家.更长期限和更大规模的制裁更显著地降低了目标国家的国内附加值.制裁对附加值的影响是按照转口附加值，加工附加值和国内附加值来传导的.此外，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并考虑双重差分法和行业的异质性等设定条件后，本文的基本实证结果依然稳健.

碳交易政策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评价该政策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采用中国30个省（市）2009--2017年面板数据构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并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价中国碳交易政策对可持续经济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1）碳交易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地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增长，相对于碳交易非试点地区，试点地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提高了0.122万元/人.2）碳交易政策对东部试点地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的影响相对最大，为0.202万元/人，同时，随着清洁能源消费和研发投资增加，碳交易政策能显著促进东部试点地区可持续经济福利水平提高.3）碳交易政策对可持续经济福利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滞后期约为两年.

环境污染及其引致的环境规制成本是否有助于促进企业进行绿色转型?这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利用2014-2018年A股工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空气污染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城市的空气污染越严重，其未来的绿色创新水平越高.平均而言，城市空气污染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公司的绿色创新水平将提升0.75个百分点，相关影响同时具有统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空气污染主要通过政府环境治理和公众环保监督倒逼企业提高其绿色创新水平，空气污染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媒体关注度高和融资约束低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强.此外，绿色创新显著提高了企业的长期市场价值.总之，文章丰富了空气污染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等领域的研究文献，能够为国家制定污染防治的政策措施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基于资产价格存在的非对称跳跃与资产波动率存在的粗糙特性，本文提出了粗糙带非对称跳Heston模型（rHeston-AEDJ），在风险中性测度中推导出该模型的特征函数.由于模型的非马尔可夫且非半鞅性质，不能使用传统的欧拉方法进行逼近，本文使用混合模拟方法对该模型进行逼近，并解决粗糙波动率下奇异期权的定价问题.在风险中性测度下，基于Fourier-SINC推导了欧式期权的拟闭解.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上证50ETF价格存在跳跃、波动率Hurst指数远小于1/2，即波动率存在粗糙性，并基于拟闭解对上证50ETF期权进行定价实验发现本文所提出的rHeston-AEDJ模型在样本内外均有较好的定价精度.本文的研究对国内外期权产品定价与精确风险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本文基于中国的银行业机构网点数据,研究了地区间银行业联通程度对于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发现银行业跨地联通度的上升显著缩小了两地经济增长的差距,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其中主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挥了更强的作用.利用历年城市商业银行改组合并的工具变量控制了内生性后,基准结论仍稳健. 进而,本文还以地震和新冠疫情作为风险冲击的案例,发现我国银行体系特别是主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能够显著分担灾害对受灾地的负面经济影响.这与发达国家面临灾害冲击时银行体系所产生的加剧受灾地资金外逃、扩大受灾地与外地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深化了有关银行体系在中国宏观经济中风险分担功能的研究,从风险分担的视角阐释了银行体系对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对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提升区域间经济发展协调性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