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国家高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和示范区,有效发挥其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辐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8年中国地级市数据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为缓解传统双重差分(DID)模型由于忽略政策空间溢出对评价效果产生的偏误,构建空间DID模型,围绕国家高新区设立影响本地和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国家高新区设立可以提高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政策对未设立国家高新区的城市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这一效应与城市原始发展水平和城市间空间距离有关;但在同样设立了国家高新区的城市之间未表现出"强强联手"或"竞相向上"的空间联系;另外,国家高新区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通过改善区域创新创业环境发挥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以国家高新区为节点,打造高质量发展高地,突破行政界限,建设多元化国家高新区区域协作体系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 各种安全风险事件显著增多使得大量企业的供应链遭遇冲击甚至发生中断, 供应链韧性已成为学术界、 产业界和政府共同关注焦点. 本文从单一和多元组态视角出发, 构建了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研究模型, 以622份企业的有效数据为样本,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 1)灵活性、 敏捷性、 重塑性、 可视性、 供应链合作均能够对供应链韧性产生正向影响. 2)高灵活性、 高敏捷性、 高重塑性、 高可视性、 强供应链合作均无法单独构成高供应链韧性的必要条件. 3)高供应链韧性存在3类驱动组态, 分别是敏捷性*重塑性*供应链合作构成的高敏捷型组态、 ~灵活性*重塑性*可视性*供应链合作构成的高可视型组态、 ~灵活性*敏捷性*可视性*供应链合作和灵活性*敏捷性*可视性*重塑性构成的敏捷可视兼具型组态. 高供应链韧性背后是多因素的协同作用, 各因素的有效组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提升供应链韧性. 本研究系统性地探讨了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 以期为企业提升供应链韧性提供理论指导和管理启示.

随着"血汗工厂" "环境污染" "儿童奴工"等事件频频爆出, 当今企业需要从单一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转向履行社会责任, 从而实现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聚焦如何协调品牌商和供应商共同参与履行供应链上游社会责任, 考虑了消费者的亲社会属性和参考效应, 采用微分博弈方法构建了品牌商和供应商分散化决策、 集中决策和单边成本分担契约三种模式的决策模型, 设计了双边成本分担和收益共享契约, 实现了供应链的完美协调. 研究发现: 1)亲社会性消费者比例的增加会倒逼品牌商和供应商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努力, 但消费者过度依赖品牌商誉判定品牌商供应链上游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会降低供应链成员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2)单边成本分担契约激励供应商提高了社会责任履行努力, 且未影响品牌商的社会责任履行努力. 契约刺激了品牌商誉和消费者参考价格的提升, 促使品牌商和供应商利润的增加. 而且, 当消费者参考品牌商供应链上游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效应对参考价格形成影响较大时, 该契约下的参考价格反而高于集中决策模式. 然而, 该契约难以推动品牌商和供应商共同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努力, 无法实现供应链总利润的最大化. 3)当品牌商的收益分享比例处于中等水平时, 可以促使品牌商和供应商都参与双边成本分担和收益共享契约, 并实现供应链的完美协调.

气候损失与适应是气候复杂经济系统模型的关键模块, 并影响到气候决策力度. 本文梳理了该领域的研究进展. 气候损失研究不仅关注温升对经济产出水平的总体影响, 也关注温升通过对实物资本、劳动力供给、技术进步、自然资本等冲击而造成的损失. 目前文献对不同温升幅度下损失函数的改进有了方向性判断, 但损失函数具体设置仍存在较大分歧. 现有的气候适应模型主要考虑适应性投资行为和市场机制两种途径. 在模型中内生这两类适应策略既需考虑相关限制因素以避免高估气候适应能力, 也需要关注适应策略的区域异质性. 未来研究还需考虑社会维度损失和除温升外其他气候风险特征及其传导机制, 完善损失函数构建和校准, 并辅以概率工具等刻画损失和适应的不确定性, 以期为气候决策提供依据.

本文在城市层面, 利用准自然实验研究了大气污染治理绩效考核是否激励了地方政府改善空气质量, 然后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了城市大气污染治理效率, 并进一步识别了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因素. 实证结果显示, 大气污染治理绩效考核显著地促进了地方政府改善空气质量, 实验组城市的PM$_{2.5}$年均浓度比控制组城市平均每年多下降3.38%. 其次, 我国近年来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呈逐渐下降趋势, 尤以中西部为甚. 而外商投资对于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负面影响, 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正面影响, 科技投入水平影响不显著. 据此, 本文提出我国应该将大气污染治理绩效考核制度作为一项长期制度坚持下去, 并提高“两高”型行业在大气污染物排放方面的准入门槛, 从而推动地方政府进行大气污染治理. 此外, 城市需要加大绿色科技投入力度, 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 以促进城市的绿色转型.

了解中国电力部门脱碳的驱动因素以及碳交易机制在电力部门脱碳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有助于制定和完善电力部门脱碳相关政策以兑现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本文基于一个自行开发的电力部门$\rm CO_2$排放数据集, 从碳交易机制实施的视角对电力部门$\rm CO_2$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分解分析, 并分析这些驱动因素在碳交易机制促进电力部门脱碳过程中的作用机理. 结果发现, 碳交易机制实施后中国电力部门脱碳进程加快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速变缓、发电结构持续优化、以及发电和用电效率逐渐提升. 碳交易机制加速了中国电力部门脱碳进程, 它主要是通过促进发电和用电效率提高来发挥作用的. 研究结论明确了中国电力部门脱碳相关政策的优先顺序和着力点.

双碳目标发布后, 个人投资者绿色关注逐步提升, 其对上市公司产生的外部压力不容忽视. 本文基于沪深两市投资者互动平台数据构建绿色关注指标, 以204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 实证发现了个人投资者绿色关注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 这一影响在非重污染行业、无排污费用或环保补贴等公司更加显著, 个人投资者绿色关注对环境规制产生补充作用, 且绿色金融政策能够正向调节绿色关注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 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引导个人投资者绿色投资理念, 对于促进上市公司绿色创新和补充环境规制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有限注意力假说, 用分析师共同覆盖构建公司相关性, 检验了A股市场关联公司之间股票的动量溢出效应.研究发现, 以共同覆盖分析师数量作为权重构建的关联公司股票加权平均收益率, 能正向预测焦点公司未来1～12月的收益率, 基于关联公司收益率构建的多空组合可获得10%～12%的年化超额收益; 在截面回归中, 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较同行业或同地区公司的动量溢出效应更强.异质性分析表明, 在拥有更多分析师共同覆盖、非明星或低学历分析师共同覆盖, 以及焦点公司股票被更多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持有时, 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更强, 说明该效应的成因与分析师和投资者的有限注意带来的行动迟缓和反应滞后相关.本文的工作对A股市场跨资产动量效应给出了全新证据, 对市场监管与投资者决策具有参考价值.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深邃的系统观念, 引领着中华民族不断地成长和前行. 在应对当今"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种种挑战的形势之下, 从传统文化中萃取系统观念, 有着特别的意义. 二十多年前, 中国系统工程事业的开创者之一许国志院士在为英中日三国系统方法论跨文化交流讨论会论文集的英文序言中, 对中国四书五经中"大学"所蕴含的系统观念有精辟的论述.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前理事长顾基发研究员和中国科学院大学颜基义教授将该序言翻译成中文, 并加上自己精彩的评述. 现特此把顾基发研究员和颜基义教授的翻译在本期《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之首刊出, 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光辉来启迪我们今天的系统思维.

随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显著拓展, 实体部门"脱实向虚"趋势俨然成为结构性矛盾, 企业金融化背后的动因及适度性成为亟需解决的议题. 本文从企业应对风险与不确定性, 以及追求股东价值的金融化驱动机制出发, 构造以企业风险最小化和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投资组合优化问题, 并获得不同目标下的金融资产最优配置, 反映出企业风险、股东价值与企业金融化水平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在此基础上, 基于企业金融化驱动机制反映金融化动机的特征事实, 从企业自身的资产配置结构出发, 结合特定目标下金融资产最优配置, 提出企业金融化动机的判别准则, 以及企业金融化适度性范围的确定方式. 随之, 我们选取中国代表性上市非金融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关于金融化动机的判别, 本文发现非金融企业部门虽然整体上仍然以"蓄水池"动机为主导, 但"投资替代"动机倾向比较显著, 不容忽视. 不同行业之间、不同股权性质企业存在异质性, 其中批发零售业和房地产业"投资替代"动机显著, 非国有企业"投资替代"动机显著强于国有企业. 关于企业金融化的适度性, 本文发现非金融企业部门整体上金融化适度性水平偏低, 尤其是信息技术业和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 金融化适度性显著低于平均水平, 并且行业金融化水平有所不足, 而批发零售业和房地产业则存在过度金融化现象. 非国有企业金融化适度性显著高于国有企业, 同时也存在过度金融化现象. 本文的结论为企业金融投资决策和监管识别提供引导性建议.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观察配对样本, 本文采用对偶模型检验了共同股东对公司间治理趋同的影响, 结果发现: ①如果两个公司存在共同股东, 则公司间的治理特征将更加趋同; ②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当公司内部信息环境越好或外部信息环境越差时, 上述趋同效应越明显, 说明趋同效应源于共同股东能更有效地获取不同公司的内部治理信息; 同时, 共同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或行业竞争越激烈时, 上述趋同效应越明显, 说明趋同效应源于共同股东的协同治理动机; ③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 向不同的公司委派相同的董事、监事或高管是共同股东促使公司间治理特征趋同的重要途径. 此外, 本文还基于共同股东特征或企业特征进行了丰富的拓展性分析. 本文基于公司间效应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为共同股东对微观企业的治理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在绿色“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本文以隐含碳强度指标为核心,构建需求的跨境经济和碳排放影响综合分析框架,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求对中国的经济和环境影响.结果显示,沿线国家需求对中国增加值、碳排放及总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能力正日渐增强.然而,相比于世界其他国家,沿线国家需求结构中高隐含碳强度产业占比较高,导致其整体上具有更高的隐含碳强度,意味着当前中国需要排放更多的碳排放来获取分工收益;要实现绿色“一带一路”愿景,南亚是关键区域,采矿和采石、石油、化学和非金属矿产、金属是关键产业;反映供应链的生产结构差异是沿线国家在中国具有高隐含碳强度的主因,表明供应链转型对构建绿色“一带一路”具有重要潜力.本文首次系统评估了沿线国家需求通过国际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和碳排放影响,明确了一个过往研究所忽视的绿色“一带一路”挑战,从关键区域治理、关键产业治理和绿色供应链转型等三方面提出了政策启示.同时,本文开发的跨境经济和碳排放影响综合分析框架为后续其他环境指标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企业绿色并购行为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微观机制,但其实施动机和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尚不明确.本文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分阶段实施为外生冲击,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对污染上市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实施能显著提高污染企业绿色并购概率,并且绿色并购带来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显著提升以及环境绩效的改善.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目标企业并未集中于环境规制强度弱的地区,排除了污染转移的替代性解释.同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激励的绿色并购具有重大并购占比高、关联并购占比低,业绩承诺金额少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漂绿”工具的替代性解释.最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下的绿色并购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和外部关注度高的企业.本文对绿色并购行为进行深入考察,这对理解环境治理压力下的企业具体应对策略具有积极意义,也为深化环境治理体制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本文研究管理层是否从同行股价中获取信息辅助其研发决策.本文首先发现,同行股票的估值水平与企业的研发开支存在负相关关系.本文的进一步发现满足了管理层学习行为的必要条件:第一,同行估值与企业研发的相关关系在企业自身股价的信息含量较少、同行公司股价的信息含量较多时,更为显著;第二,两者关系在行业竞争相对激烈、企业市场地位较低时,更为显著;第三,企业上市会削弱同行估值与企业研发的相关关系;第四,企业转行后,前同行的股价信息影响削弱,而新同行的股价信息影响增强.此外,文章还排除了迎合理论的替代解释并采取多种方式缓解行业层面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从管理层从股价中学习的这一视角对股价波动影响企业研发做出了新解释,也为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证据支持.

如何在社会生活和消费领域推动绿色转型是各国政府应关注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学界对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给予了广泛关注, 对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却关注不够, 以绿色生活方式为主题的相关实证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本文基于 2008–2019 中国 30 个省份年度面板数据, 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来检验环境规制对居民绿色生活方式的影响, 并系统探究了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生活方式的可能作用机理. 研究发现: 环境规制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绿色生活方式, 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层面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来正向影响居民的绿色生活方式. 另外,绿色环境意识在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生活方式的影响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异质性分析与稳健性分析进一步丰富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及结果的可靠性. 通过本文的研究, 试图打开环境规制引导居民形成绿色生活方式作用的 “黑箱”, 同时为政府引导居民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和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和参考.

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在对 1998–2016 年中国区域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进行考察的基础上, 建立指数随机图模型首次对中国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机制进行了识别和解释. 结果表明: 中国区域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可分为 “各司其责” 的四大板块并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 “俱乐部” 空间分布特征; 各板块在样本时期内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重组, 其中净溢出板块的组成省份有所减少, 主受益和净受益板块的组成省份有所增加, 而经纪人板块的组成省份虽然有所变化但总数保持不变; 区域间的 “碳排放避难所” 效应有所弱化, 各区域倾向于以 “互惠” 或 “组团” 的方式参与碳排放空间关联 “活动”, 碳排放的空间关联存在区域间各自为政的 “诸侯经济” 与梯度断层现象; 较高的对外开放度、清洁低碳的能源结构与能源效率的提升有利于推动区域间产生更多的碳排放接收关系; 碳排放的空间关联格局随能源结构的升级而呈现出 “由西向东” 和 “由北向南” 的梯度关联趋向; 区域间经济发展方式在对外开放、经济集聚、产业结构、能源效率上的互补性以及紧密的区域贸易联系,促使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随着区域间分工与协作的加强而呈现出千里 “碳缘” 一线牵的特点.因此, 加快推进实施区域一体化和碳交易市场等协作减排政策, 将有效促进区域间的协同低碳转型发展格局得以实现.

蔬菜和水果在中国居民膳食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 其价格波动给消费者福利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 尤其是对不同收入群体福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本研究基于非完整需求系统的分析框架, 运用准确映射的斯通指数隐含马歇尔需求系统 (EASI) 模型和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微观数据, 考察了果蔬产品间的交叉价格效应以及果蔬价格变动对不同收入群体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果蔬产品间存在显著的交叉价格效应, 其中, 鲜蔬菜、鲜水果和鲜瓜果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 干蔬菜制品、干果及干瓜果制品对于鲜蔬菜均表现出替代性, 干蔬菜制品也是鲜水果的替代品且替代性较强. 果蔬价格上升会降低消费者福利, 如果不考虑 EASI 非完整需求系统在福利分析时的间接效果, 将会低估消费者福利损失. 蔬菜价格上涨带来的福利损失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呈下降趋势, 水果价格上涨带来的福利损失随收入增长则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 “U” 型分布. 因此有必要平抑果蔬价格上涨和保障消费者福利, 并针对收入群体差异制定不同政策措施.

本文基于垄断租金消散和"租税转换"的视角研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论文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基于不同数据源从跨国比较的视角评估"中国奇迹"，数据分析表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建立在低起点的基础之上，由此决定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阶段性动力转换的挑战；第二，在识别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四个阶段的基础上，从逻辑和证据两个层面分析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是垄断租金消散和"租税转换"，其中地方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基于财政分权体制的地方政府租金收入最大化导向逆转了改革以来的"租税转换"趋势，地方政府财政利益与经济发展之间原有的激励兼容关系被削弱；第三，分析中国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所要面对的困难，消除产品和要素市场垄断租金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根本性作用的内在要求；最后，本文从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的建议.

构建包含环境因素的城乡二元一般均衡模型解析城镇化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依据中国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城镇化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效应.结果表明：城镇化对以单位GDP污染物排放为代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明显的中介效应；东部城市的城镇化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抑制环境污染物排放，中部和西部城市的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物排放兼具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的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物排放的抑制作用均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但省会城市城镇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非省会城市.未来需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合理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两者之间的协同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主要基于1990-2018年跨国投入产出表和经济制裁数据，研究了经济制裁对于目标国家的附加值和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制裁将降低目标国家的价值链参与度和国内产业附加值，使目标国家向价值链上游移动，转变为资源出口型国家.更长期限和更大规模的制裁更显著地降低了目标国家的国内附加值.制裁对附加值的影响是按照转口附加值，加工附加值和国内附加值来传导的.此外，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并考虑双重差分法和行业的异质性等设定条件后，本文的基本实证结果依然稳健.

碳交易政策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评价该政策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采用中国30个省（市）2009--2017年面板数据构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并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价中国碳交易政策对可持续经济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1）碳交易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地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增长，相对于碳交易非试点地区，试点地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提高了0.122万元/人.2）碳交易政策对东部试点地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的影响相对最大，为0.202万元/人，同时，随着清洁能源消费和研发投资增加，碳交易政策能显著促进东部试点地区可持续经济福利水平提高.3）碳交易政策对可持续经济福利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滞后期约为两年.

环境污染及其引致的环境规制成本是否有助于促进企业进行绿色转型?这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利用2014-2018年A股工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空气污染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城市的空气污染越严重，其未来的绿色创新水平越高.平均而言，城市空气污染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公司的绿色创新水平将提升0.75个百分点，相关影响同时具有统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空气污染主要通过政府环境治理和公众环保监督倒逼企业提高其绿色创新水平，空气污染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媒体关注度高和融资约束低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强.此外，绿色创新显著提高了企业的长期市场价值.总之，文章丰富了空气污染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等领域的研究文献，能够为国家制定污染防治的政策措施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基于资产价格存在的非对称跳跃与资产波动率存在的粗糙特性，本文提出了粗糙带非对称跳Heston模型（rHeston-AEDJ），在风险中性测度中推导出该模型的特征函数.由于模型的非马尔可夫且非半鞅性质，不能使用传统的欧拉方法进行逼近，本文使用混合模拟方法对该模型进行逼近，并解决粗糙波动率下奇异期权的定价问题.在风险中性测度下，基于Fourier-SINC推导了欧式期权的拟闭解.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上证50ETF价格存在跳跃、波动率Hurst指数远小于1/2，即波动率存在粗糙性，并基于拟闭解对上证50ETF期权进行定价实验发现本文所提出的rHeston-AEDJ模型在样本内外均有较好的定价精度.本文的研究对国内外期权产品定价与精确风险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本文基于中国的银行业机构网点数据,研究了地区间银行业联通程度对于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发现银行业跨地联通度的上升显著缩小了两地经济增长的差距,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其中主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挥了更强的作用.利用历年城市商业银行改组合并的工具变量控制了内生性后,基准结论仍稳健. 进而,本文还以地震和新冠疫情作为风险冲击的案例,发现我国银行体系特别是主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能够显著分担灾害对受灾地的负面经济影响.这与发达国家面临灾害冲击时银行体系所产生的加剧受灾地资金外逃、扩大受灾地与外地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深化了有关银行体系在中国宏观经济中风险分担功能的研究,从风险分担的视角阐释了银行体系对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对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提升区域间经济发展协调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本文以2020年伊始发生的新冠疫情为准自然实验,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企业现金持有决策的影响. 研究发现, 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企业相对其他企业显著提高现金持有水平, 增持的现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减少经营活动和融资活动的现金流支出. 企业在调整现金持有决策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预防性动机, 即持有现金以预防未来现金流短缺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 而现金持有的代理动机并不明显. 异质性分析表明, 增持现金的行为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有表现, 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在疫情的冲击下, 管理层并未产生明显的悲观情绪, 但普遍表现出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情绪, 这种不确定情绪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企业现金持有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传导作用. 最后, 研究表明, 企业在疫情期间增持现金的行为能够引起市场积极反应, 进而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

本文基于我国 2010-2019 年高科技企业数据, 按照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的相对比例关系衡量企业创新策略, 实证检验了业绩型股权激励行权业绩条件对企业创新策略的影响.结果显示, 行权业绩条件越严格, 企业越倾向于选择技术引进策略. 对股权激励契约条款交互作用的研究发现, 股权激励的强度越大、行权有效期越短以及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公司更能发挥行权业绩条件对技术引进策略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研究指出, 业绩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策略的影响在信息不对称水平高、代理问题严重、两权分离度高的企业中更显著. 本文研究拓展了最优契约理论, 分析了高管选择不同创新策略的内在逻辑, 丰富了业绩型股权激励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 也为高科技企业优化股权激励方案、激发企业自主创新活力提供了政策建议和现实启示.

本文基于新构建的区分企业规模的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分解分析方法（SDA），从"总量"视角、"效率"视角以及"增量"视角等多重维度，对我国工业行业的大型、中型和小微企业在中国内、外循环中就业效应的相关表现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定量测算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2007年和2012年，工业行业所有规模类型企业通过内需拉动的就业不仅在总量上均高于外需，且单位内需对就业的拉动程度也高于外需.2）分企业规模类型看，小微企业是内需拉动就业的重要力量，且小微企业单位最终需求（不论是内需还是外需）对就业的拉动程度均高于大型和中型企业.3）对所有规模类型企业而言，就业系数变化是抑制就业增长的主要因素，最终需求规模的变化是拉动就业增长的关键驱动力.本文研究从定量角度论证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积极扩大内需对促进中国就业增长，尤其是对保小微企业就业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为制定合理有效的就业政策提供了参考.

采用锦标竞赛理论视角，从先天差异客观存在的现实出发，用标准经济学理论建立委托代理模型，解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演化机理，构建共同富裕的政策逻辑，研究发现：第一，如果不采取政策调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将会逐步演化扩大，不利于共同富裕；第二，应该实施倾斜机制，帮扶处于劣势地位的弱者，但不是一刀切地完全补齐先天差异；第三，在倾斜帮扶时还应该调整锦标竞赛的分配机制，扩大差距，增加总量；第四，采取倾斜机制和调整分配机制构成的政策组合拳，可以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共同富裕.

金融科技是赋能银行创新改革的关键.本文利用文本挖掘技术收集城市金融科技专利数据，创新构建城市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标，并基于2013——2018年中国148家商业银行的微观面板数据，定量考察城市金融科技发展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金融科技发展赋能银行显著降低风险水平，且这一赋能效应对中小银行的影响更为显著.为控制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金融科技"主题类关键词获得城市层面的百度新闻数作为工具变量，实证结果依旧显著.主要发现在替换代理变量定义方法，控制空间溢出效应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赋能通过减缓信息不对称，促进业务边际拓展和增强风险应对能力等渠道实现银行风险降低的作用；同时，市场监管能力的提高和城市居民征信意识的增强均可以进一步提升金融科技的风险管理赋能效应.在商业银行布局金融科技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全面识别金融科技赋能银行风险管理的经济后果及其内在影响机制，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为了刻画金融资产价格呈现出的"尖峰厚尾"和长记忆等分形特征，本文采用GARCH结构的时变混合次分数布朗运动来刻画风险资产价格的动态变化，利用鞅定价理论推导出时变混合次分数布朗运动下期权价格的显示解，该结果推广了传统的BS和分数布朗运动定价模型.选取美国S&P500指数期权、韩国KOSPI200指数期权、上证50ETF期权、香港恒生指数期权、台湾指数期权、印度NIFTY指数期权的价格数据从样本内和样本外对定价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比混合次分数布朗运动和BS模型，带GARCH结构的时变混合次分数布朗运动模型具有更高的定价精度，该模型的定价效果在新兴证券市场表现尤为突出.研究结论对国内外期权产品定价与风险管理、投资决策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企业开放社区中聚集的海量产品知识与使用经验，可以为企业的产品创新提供创意与灵感.然而，面对爆炸式增长的非结构化数据，传统的观点挖掘技术在效果和效率方面早已无法满足需求.为此，本文基于深度学习算法提出一种更为高效、及时的用户创意挖掘方法.首先，本文搭建带有Dropout机制的多嵌入层CNN模型ME-CNN，以增强模型的局部语义特征捕捉能力，识别包含创意观点的帖子文本；进而充分利用Transformer模型的长距离依赖建模的特点和CNN模型善于捕捉局部语义信息的优点，构建组合模型TF-CNN实现句子粒度的非创意性文本过滤；最后使用层次凝聚聚类方法（HAC）对创意观点进行聚类，实现用户创意挖掘.通过利用真实数据进行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在用户创意挖掘方面具有更好的性能，能够帮助企业更高效地从企业开放社区中获取用户创意，为产品创新提供决策支持工具.

本文以2002-2017年我国A股周数据为样本, 首先计算了76个细分行业的股指波动率,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高维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HD-TVP-VAR)模型构建了行业之间的全局风险网络. 进一步地, 本文从网络拓扑分析与量化实证分析两个角度考察了金融行业在风险网络中的系统重要性. 研究发现, 1) 我国A股市场各行业间的风险溢出呈现出"唇齿相依"的复杂关联结构, 且风险事件的爆发与金融行业对实体经济行业风险溢出的变化密切相关; 2) 金融行业承担着风险吸收的功能, 其中, 银行业的风险吸收功能最强, 而证券期货业则表现出相对更明显的风险扩散性; 3) 行业关联性增强、行业风险角色向扩散型转化以及风险网络结构均衡性受破坏是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的重要根源; 4) 金融行业在全局风险网络中的系统重要性显著强于实体经济行业, 其中, 银行业与证券期货业的系统重要性分居首位与次位; 5) 房地产行业在全局风险网络中发挥着双向风险放大的风险"桥梁"作用; 6) 高杠杆与高流动性会显著刺激金融行业风险扩散的系统重要性, 而大规模与重投资则会显著增强其风险吸收的系统重要性.

区块链技术正引发供应链金融变革，而信用传递功能在供应链金融中应用最为广泛.考虑由资金充足的生产商、资金约束的分销商和资金约束的零售商共同组成的三级供应链，分销商和零售商的资金困境解决方式包括传统的贸易信用和供应链金融组合融资形式，以及信用传递功能驱动下的区块链供应链金融模式.首先，本文运用Stackelberg博弈方法分别刻画传统供应链金融模式和区块链供应链金融模式；其次，运用逆向归纳法对博弈模型进行优化和求解分析，得到均衡状态下两种融资模式供应链最优批发价、分销价和订货量决策；随后，对零售商初始资金量、企业资金时间价值率等关键参数进行了敏感度分析，对传统供应链金融模式和区块链供应链金融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随着零售商初始资金量的降低，生产商期望收益增加，分销商和零售商期望收益下降；相比传统供应链金融模式，区块链供应链金融模式能够为供应链创造价值，且当企业资金时间价值率较高时，区块链供应链金融为供应链创造更大价值，且实现生产商、分销商、零售商三方共赢.本研究论证了区块链技术驱动下的供应链金融模式在运营上的优势，同时为区块链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决策支持和管理启示.

群推荐系统已经成为社交网络平台的重要工具，为群体用户提供兼顾个性化和整体满意度的产品和服务.现有群推荐方法大多是对个性化推荐方法的集成和聚合，忽略了群体和用户的交互影响以及群偏好和成员偏好的动态变化，从而无法保障群推荐系统的效果.为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群偏好和用户偏好协同演化的群推荐方法，能够建模群体和用户的动态交互.具体而言，本文将用户偏好建模成其历史偏好和群影响的加权聚合结果，将群偏好建模成群历史偏好和新加入成员偏好的加权聚合结果，最终预测群体可能消费的产品列表和成员可能加入的群体列表.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所提模型在群体消费行为和用户加群行为的预测表现都优于基准算法，并兼具很好的鲁棒性.

大型网上超市“一地多仓”和“多地多仓”等仓储布局导致“一单多品型”订单被拆分在不同仓库进行拣选并分多次配送给顾客，这就诱发了“高成本、高污染、高扰民”等影响电子商务绿色健康发展的挑战性难题.被拆分订单在多个仓库间的合并打包是化解这一难题的重要手段.本文从化解问题求解难度入手，以提高拆分订单合并打包方案在线生成的科学性和高效性为目标，综合运用组合优化和状态空间搜索理论，围绕拆分订单是否合并打包，选择哪些仓库打包，哪些商品可以合并打包这三个关键问题提出拆分订单合并打包问题的两阶段在线智能优化决策方法.第一阶段归纳总结决策影响因素，制定判定规则，决策合并打包必要性；第二阶段，采用状态空间搜索算法生成备选的合并打包方案集合，将定性的控制策略转换成控制规则纳入方案生成过程来缩减方案空间.数值实验表明，本文提出的合并打包优化策略可有效降低网上超市拆分订单履行成本，理论成果可为指导网上超市或其它拆单现象显著的B2C电商企业的实际合单作业提供借鉴.

人工智能决策的性能在某些特定领域超过了人类能力，中国、美国等多国都颁布了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和行动规划，期望人工智能在多个领域得到落地应用.但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中，存在着固有算法黑盒和系统信息不透明的问题，导致其结果正确但不可理解，阻碍了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为了人工智能的商用和普及，对智能决策可解释性的需求越来越迫切，需要将黑盒决策转化为透明过程，建立起人与机器之间的信任.本文从系统应用视角和决策收益者视角出发，重点对人工智能决策可解释性的基本概念、模型解释方法、高风险决策应用解释和解释方法评估等四个方面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并展望了未来研究发展趋势.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两个角度，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同伴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存在同伴效应，即公司是否派现受到同伴公司的显著影响，而且，该现象集中在高成长性且低现金流公司样本中；同时，研究并未发现上市公司的派现水平存在同伴效应.这些结果表明，在半强制分红的制度背景下，高成长性低现金流公司为了争取到再融资资格，会充分考虑同伴公司的派现决策并做出反应，但它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同伴公司是否派现，而不是其派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学习、行业竞争以及高管声誉关注是公司派现意愿同伴效应形成的主要原因.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公司财务决策同伴效应的相关文献，有助于在特殊的制度背景下理解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

近年来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也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带来了不同程度的风险.深入研究影子银行的风险传导机制，提出适当的监管对策，适时化解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有向无环图（directed acyclic graph，DAG）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tructural vector autoregression，SVAR）及脉冲响应，本文对影子银行与商业银行、货币供给、证券/债券市场、房地产、宏观经济之间的风险动态传导进行了合理测度，从货币政策、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三种传递渠道，深入探讨了影子银行的风险传递.研究结果表明，无论短期还是长期行为，影子银行的风险主要受到货币政策渠道的影响，它可在一定程度上放大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且当商业银行受到一定的风险冲击时，影子银行遭受风险的概率也相应增加.从短期行为分析，影子银行的风险会通过汇率向实体经济进行传递，而在长期方面，影子银行的风险则会通过资产价格渠道传染到债券市场.

考虑由制造商、零售商和具有低碳环保意识的消费者组成的供应链，其中零售商主导供应链，并在纯实体渠道、纯网络渠道和双渠道三种策略中进行选择.本文建立考虑渠道间碳排放差异和销售成本差异的供应链决策模型，研究零售商的最优渠道选择策略.研究发现：实体渠道与网络渠道的单位碳排放差异是影响零售商渠道选择策略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地，给定其他因素，随着实体渠道相对于网络渠道的单位碳排放水平增加，零售商应依次选择纯实体渠道、双渠道、纯网络渠道.而渠道间碳排放差异对零售商渠道选择策略的影响也会受到渠道间销售成本差异的调节.进一步分析零售商最优定价决策发现：当零售商选择双渠道策略时，随着实体渠道相对于网络渠道单位碳排放水平的增加，零售商应降低实体渠道销售价格，而最优网络渠道销售价格依赖于渠道间碳排放差异的大小.同时，零售商可通过开通新渠道来影响制造商的最优批发价格，从而增加零售商自身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