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对于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带动我国数字经济做大做强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立足管理者角色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 使用基于偏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构方程模型 (partial least square-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 实证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前因. 研究结果表明: 1) 企业家精神、 数字文化宣传者、 组织结构变革者等管理者特征, 以及感知能力、 学习能力、 整合能力、 协调能力等企业动态能力, 均正向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倾向及产出; 2) 进一步分析发现, 管理者特征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动态能力水平, 且管理者特征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果受到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调节; 3) 上述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及不同地区的企业之间存在异质性. 上述结果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前因的相关研究, 为企业培养数字时代管理者并提升动态能力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实践路径.

作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手段, 产业政策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文基于“九五”至“十一五”时期省级地方政府五年规划文本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 构建一个交错型DID识别策略, 实证分析了地方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 地方重点产业政策能够通过成本效应(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低息贷款)和竞争效应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地方重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式均会对产业政策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结合地区比较优势制定以及分散化实施的地方重点产业政策效果均更好. 本文的研究为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提供了中国经验上的证据, 从而为政府更好地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近年来, 由于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疫情的冲击, 我国外卖行业取得了显著增长. 外卖服务不仅有效减轻了顾客对延迟的敏感性, 还为商家创造了更广泛的市场需求. 实践中, 多数商家采用了集中式运营, 即一个店铺同时接受外卖和堂食订单. 与此同时, 一些商家选择了分散式运营, 即在经营堂食店铺的同时, 另外开设专门的外卖店铺以接受外卖订单. 为了探究外卖渠道对商家决策的影响, 本研究在易拥塞的场景中建立了双渠道服务系统. 该系统刻画了两种运营模式下顾客的均衡策略, 并深入研究了外卖质量水平对商家利润的影响. 最终, 研究根据不同的外卖服务质量水平制定了最优的商家运营策略. 研究发现: 1) 在分散式运营模式下, 商家为外卖渠道分配的服务能力与外卖质量水平之间存在非单调关系, 即更高的外卖质量水平可能促使商家减少外卖渠道的人员配置. 2) 尽管更高的外卖质量水平能够吸引更多的顾客, 但令人惊讶的是, 本研究表明提高外卖质量可能会导致商家的利润下降, 这一现象在集中式运营和分散式运营两种情境下都有体现. 3) 虽然分散式运营可能降低订单处理效率, 但当外卖服务质量较高时, 采用该模式可以有效减轻外卖渠道对堂食渠道的蚕食效应, 进而实现更高的利润. 结果显示, 只有当外卖服务质量适中时, 集中式运营才能为商家带来最高的利润. 此外, 我们从边际成本、外卖配送费等多个角度出发, 进一步验证了该结论的稳健性.

准确刻画碳排放效率和正确评价碳交易政策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基于改进的随机前沿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收集了2003-2019年30个省(市)的能源消耗及经济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并测算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试点省份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实证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降低试点地区4.4%的碳排放量,提高试点地区10.4%的碳排放效率,有助于推动实现“双碳”目标.机制分析表明,碳交易政策通过降低能源消耗量、调整能源结构和限制重点行业(如水泥)产能来减少碳排放量和提高碳排放效率;然而该政策并没有显著促进企业低碳技术的研发.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碳排放权试点政策的实施中,交易价格具有调节作用,即价格越高,减碳效果越显著.这些发现为全国范围内推广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在新时代背景下, 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城市发展效率提升, 而数字经济在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驱动作用. 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发展效率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 并采用时空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发展效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研究发现: 1)数字经济明显促进了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的城市发展效率, 并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仍然成立; 2)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来促进城市发展效率提升, 但提升作用受限于土地效益的减低, 同时产业融合、 技术进步以及城乡融合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机制作用; 3)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发展效率提升的作用呈现出"先降后升"的非线性变化趋势及空间溢出特点; 4)数字经济对城市发展效率的影响存在城市等级和地理区域异质性, 即在行政级别高和人口规模大的城市, 以及东部和北方地区, 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发展效率提升的作用更为明显. 以上研究结论意味着, 当前我国应以城市发展效率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考量目标, 并将数字经济发展作为驱动城市发展效率提升的主要动力.

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 必须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本文利用2015、 2017以及2019年三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实证研究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研究发现, 缴存和提取住房公积金显著提高了家庭消费水平, 并改善家庭消费结构. 稳健性检验表明, 在更换核心变量定义方式、 替换工具变量以及放松工具变量排他性约束条件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 异质性分析显示, 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有房、 低收入以及中青年家庭消费产生更大的影响. 进一步研究发现, 缴存住房公积金能够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 提取住房公积金能够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并缓解流动性约束, 从而促进家庭消费. 本文提供了住房公积金制度促进家庭消费、 改善家庭消费结构的微观证据, 可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高质量发展和“双碳”战略目标要求兼顾经济收益和环境成本. 跨国投资在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同时, 也带来属权经济收益分配和属地碳排放责任划分的争议. 本文基于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国际间投入产出表, 采用反事实和情景分析方法探讨投资布局调整引致的全球价值链结构变动及其对中国国民收入和碳排放的影响. 研究表明: 2005-2016年全球价值链结构变动对中国国民收入和碳排放的累计正向贡献分别为15.23%和20.50%; 以2016年为基准, 若所有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经济体均撤走在华投资, 其引致的产业迁出将使得当年中国国民收入下降8.37%$\sim$8.71%, 生产侧碳排放下降12.32%$\sim$12.88%, 单位减碳的国民收入损失约为800美元; 若在此过程中, 中国能积极参与并主导全球产业链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 单位减碳的国民收入损失约为700美元, 略小于发达经济体主导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本文通过预判全球价值链结构变动的经济和环境影响, 可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在产业绿色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探究产业数字化的减污降碳效应和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利用Eora全球供应链数据库提供的中国1991-2008年投入产出表以及匹配的行业环境和能源消费卫星账户,从要素生产效率的视角实证考察了行业数字化投入对碳排放和污染排放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行业数字化投入对碳排放和污染排放均存在非线性影响,这种影响在缓解数字化投入的内生性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投入对减污降碳的非线性影响主要由数字化投入水平高低和要素生产率高低同时决定.在所考察的样本期内,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存在数字经济的“生产率悖论”,这主要是因为数字化投入早期来源数字基础设施行业的数字化投入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导致,要素生产率与数字化投入呈“U”型关系,而排放量与要素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样本期内的数字化投入和要素生产率均处于较低水平,数字化投入通过“负负得正”的效应促进了行业减污降碳.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投入对中高能耗行业、制造业、资源密集型行业以及行业处于较高出口依赖度时具有更强的减污降碳效应,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研究内容为对于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服务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及加强绿色供应链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引擎,推动了就业结构转型.文章从投入-产出视角构建综合数字经济指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半参数广义可加模型(GAM)探究数字经济对农村女性就业的动态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女性就业特征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总体来看,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收入呈上升趋势,工作时间呈下降趋势; 较高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女性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从事制造业的促进作用减小,对女性从事高质量服务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农村女性可支配时间、累积人力资本和拓展信息获取渠道影响就业.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能农村女性的就业和收入促进作用更强; 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农村女性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因此,既要注重数字经济的发展,亦要关注农村女性适龄劳动人口知识技能素养的提升,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资本累积效应,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要求.

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恰好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相契合, 数字经济是新时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是在高质量中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的内涵, 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并利用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 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深入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收入水平, 并且对于不同收入群体有显著异质性, 相比高收入群体, 数字经济对低收入群体的促进作用更强. 机制分析表明, 数字经济的普惠性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 为低收入群体创造了均等的发展机会, 提升了创业活跃度, 促进了就业增长, 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劳动力非农转型, 从而使得农户总收入增加, 降低了收入差距. 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政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参考.

如何有效识别和应对低碳转型不确定性下的多维经济金融风险, 确保安全降碳, 是平稳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保障. 本文利用中国新闻文本数据, 构建了中国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进而考察气候政策冲击对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及背后的机理. 本文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气候政策敏感企业预期现金流波动的视角构建融资决策理论模型, 并结合2009-2020年上市企业月度财务数据实证检验理论假说. 研究发现, 气候政策冲击可以显著加剧企业的债券融资成本负担, 表现为高气候政策敏感性企业的债券信用利差显著高于其他企业.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 该效应在长期债券、 气候政策冲击水平整体加强的时期以及气候政策负向敏感的企业更为凸显. 而且, 内部环境治理和外部执法环境是气候政策冲击影响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两个重要渠道. 本文补充了气候政策冲击的微观分析框架与经验证据, 从债券融资成本视角拓宽了气候金融文献, 有助于政策制定者理解“双碳”背景下微观实体的投融资风险.

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 扩大以数字技术应用为特征的新基建投资, 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我国2004-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 实证检验了新基建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 结果显示: 新基建投资会促进本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转型, 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新基建投资会抑制产业结构协调化转型, 但是这种负面影响在地区间不具有传染性; 新基建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不同基建类型和东中西部地区中具有异质性. 上述结论对我国抓准新基建投资方向,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有一定政策启示.

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服务, 对于企业提升融资效率、 降低交易成本有着重要作用, 而巨大利益背后往往伴随着伪供应链金融事件频发, "供应链安全"逐渐被提升到宏观国家安全体系的层次. 本文利用2007--2021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开展供应链金融会显著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且在非国有企业、 小规模企业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机制检验表明, 供应链金融会通过提高公司经营效率、 缓解投资不足、 稳定供应链关系等传导路径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而降低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 此外, 拥有良好银企关系、 行业竞争度更高、 管理层风险偏好更高的企业, 可以更大程度地增强供应链金融对降低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 在当前企业面临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背景下, 本文研究为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以降低企业生产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进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可行思路.

高速铁路是中国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 具有极高的经济和战略意义. 本文针对中国高速铁路运输网络的拓扑结构和韧性问题进行研究. 首先本文构建了中国高速铁路超网络, 并进行可视化处理. 其中存在部分线路脱离中国高速铁路主要网络的情况. 然后选择契合高速铁路运输网络特性的指标对其进行拓扑分析. 最后选择自然连通度作为网络韧性量化指标, 选取随机和蓄意两种策略对网络抗毁能力进行动态评估. 结果表明中国高速铁路超网络中存在少数节点发挥着主要作用的现象, 如郑州东站、 南京南站等, 具有巨大价值. 通过实验结果可以看出优先攻击此类节点对网络自然连通度的影响最大. 本文将超图理论与高速铁路网络相结合, 在结合地理相关性的基础上考虑了运营关系, 使对高速铁路运输网络的拓扑特性和网络韧性的研究更加准确. 本文的研究成果能够为高速铁路网络的规划、 建设和运营提供科学参考, 对于促进我国铁路运输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大气环境治理由属地管理模式向联合防控过渡, 区域联防联控已经成为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举措. 但联防联控也无法完全脱离属地治理而存在, 如何协调联防联控与属地治理成为大气污染治理的关键. 本文利用2000--2018年我国311个城市所颁布的12166条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文本, 并结合无监督学习与空间计量模型, 从政策治理角度对属地治理的政策关联性及其影响效应进行了探究. 研究发现, 地方防控政策以监督监管为主, 包括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项目管控扬尘控制、移动污染源控制等, 但在具体防控方面各有侧重; 并且地区政策关联性越高, 其污染排放、能源消耗、产业发展也越具有相似性. 结果表明, 污染排放与一些影响因素如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 也是由相似的政策防控体系所导致. 属地治理中潜在的政策关联性可以成为区域联合治理的基础, 通过进一步整合政策关联性较高的地区推进区域环境协同治理. 本研究为大气污染的空间溢出与传导提供了新的解释, 并为区域联防联控提供了可行性方向.

自然灾害、 人为破坏等风险事件会给道路交通系统带来多点并发、 程度不一的结构破坏和功能失效, 降低系统服务水平甚至导致部分起讫点之间的出行中断. 以提升道路交通系统韧性为目标, 在风险事件发生前/后对系统组件可以采取一定的保护/修复措施, 使系统更好地抵抗、 响应风险事件并从中快速恢复, 以提升系统在风险事件发生、 发展、 恢复过程中的累积服务水平. 本文简要回顾交通系统韧性定义和评估方法的研究现状, 重点综述了以韧性提升为目标的交通系统组件保护和修复策略优化相关研究成果, 进而对该领域未来重点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从“收入”和“成本”双重角度将数字化纳入到银行风险偏好的理论框架, 并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国银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发现:银行数字化显著提升了自身的风险偏好. 机制检验表明, 银行数字化通过提高收入端的风控效应和降低成本端的管理成本, 进而提高自身的风险偏好. 异质性分析发现, 数字化对较小规模、资本充足率较低及处于金融业发展薄弱地区的银行风险偏好的影响更为显著. 贷款配置方面, 数字化驱动风险偏好提升会进一步对信用贷款和公司贷款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研究还发现, 数字化有利于驱动银行“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同时对内部银行绩效也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 不仅降低了破产风险还提高了收益. 本文有助于深层次理解银行数字化的微观经济后果, 从而为制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经济政策提供经验支撑.

在绿色经济潮流下, 平台上的商家开始逐渐向绿色转型, 其中流量营销对商家的转型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 研究建立了单产品模型 (仅生产传统产品) 与两产品模型 (同时生产传统产品与绿色产品), 创新性地关注了绿色转型过程中同时生产传统产品和绿色产品商家的流量决策问题, 分析了绿色转型商家的最优流量策略以及流量营销对商家绿色转型的影响. 研究表明, 商家应用流量为竞争中的弱势产品提供更多支持, 以此实现传统与绿色市场的平衡. 但流量并非多多益善, 尤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较高的流量会损害商家利润. 随着消费者绿色意识的提高, 商家总是得益于流量营销下的绿色转型. 此外, 消费者绿色偏好是影响商家流量策略的关键因素, 有趣的是, 随着消费者绿色偏好的增大, 商家反而越倾向于减少绿色产品流量, 这是商家保护传统产品的一种必然选择.

本文搭建了并行CNN-LSTM深度学习模型, 挖掘了沪深两市互动平台上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管理层的互动文本, 从文本内容和语义特征出发量化投资者与管理层的信息交互过程, 通过识别投资者问询内容和公司回复质量, 分析了其对公司股价泡沫的影响效应. 研究发现, 投资者对不同内容的提问关注对股价泡沫的影响效应有显著差异, 其中对公司股票和财务类信息的提问关注可以抑制股价泡沫频率和强度, 而对公司研发生产和销售类信息的提问关注则提升了股价泡沫频率和强度; 管理层针对投资者提问的回复明确性越高, 越可以显著降低股价泡沫频率, 但对股价泡沫强度没有呈现显著影响. 进一步看, 外部信息环境越差、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低, 互动平台信息交互对公司股价泡沫的影响效应越明显, 公司信息透明度在这一影响效应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研究结论有助于从微观视角理解我国投资者互动平台中的信息交互行为对股市运行的影响机理.

提升企业ESG表现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本文以2013年发布的“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 采用双重差分等方法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 研究发现, 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作用机制检验表明, 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政府环境关注度、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改善公司信息透明度等路径实现. 异质性分析发现, 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在规模较大、绿色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高污染行业以及客户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中更显著. 本文从可持续发展视角评价数字基础设施的现实作用, 为理解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也为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对策建议.

促进城市居民生活碳减排对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中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 对城市居民生活碳排放量进行测算, 结合人口和经济特征将城市聚类为四大类型进行分析, 并对城市居民生活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分析, 进一步利用BP神经网络模型和情景分析法对各类别城市居民减碳潜力进行预测. 结果表明: 1)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碳排放总量逐年递增, 其中用电碳排放占比最高, 供暖碳排放增长率最高; 2) 城市化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能源结构和人口总规模对全国城市居民生活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均为正, 居民能源强度与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效应为负, 且对四类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具有一定差异性; 3) 四类城市居民生活领域均有较大减碳潜力, 且存在较大差异. 第二类城市的减碳潜力明显高于其他城市, 第一类城市居民生活减碳潜力整体最低, 第三、四类城市居民生活减碳潜力变化程度相似, 整体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 各地可因地制宜制定与实施居民减碳相关措施.

为缓解交通压力, 我国多个城市出台各类限制燃油车的政策,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新能源车与燃油车之间的竞争. 基于上述现实, 本文在考虑消费者对新能源车存在续航或 补能焦虑的情况下, 构建由一个燃油车企和一个新能源车企组成的汽车市场竞争决策模型, 通过分析政府对燃油车采取摇号、 限行、 摇号加限行三种政策情形下两类车企的最优决策, 并对各政策下的均衡结果进行比较, 探讨燃油车企和新能源车企在需求和收益方面占优政策 选择的阈值条件.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 在摇号政策下两车企总能实现最优收益, 而只有当 限行政策引发消费者对燃油车的焦虑程度低于消费者对新能源车的焦虑程度时, 限行政策和 摇号加限行政策下两类车企才能实现收益最优; 第二, 在限行政策的基础上若政府再对燃油 车进行摇号限制并不会改变两类车的价格. 第三, 从需求和收益角度来讲, 摇号加限行政策 不能成为燃油车企的占优选择, 而限行政策不能成为新能源车企的占优选择, 当消费者对燃 油车和新能源车的焦虑程度都较大时, 摇号政策能够同时成为两类车企的占优选择. 然而, 当政府对燃油车的摇号资格限制条件越严格时, 摇号政策同时成为两类车企占优选择的可能 性就越小.

国际循环通过产品的生产过程和市场需求两方面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 生产过程方面, 进口中间品和国内中间品的相互替代影响经济增长; 市场需求方面, 国外对我国中间品和最终品的需求影响我国经济增长. 基于结构分解分析方法, 本文将Leontief逆矩阵变动分解为技术水平变动和进口替代, 将最终需求变动分解为国内最终需求变动和出口变动, 从而分别测算国际循环通过两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果表明: 1) 在生产过程方面, 中间品的进口替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2000—2005年表现为进口中间品占比不断上升, 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国际循环的依赖程度不断变大, 2005—2014年表现为国内中间品替代进口中间品, 我国逐渐掌握更多的中间品生产环节, 2015—2021年再次表现为进口中间品占比不断上升; 2) 在市场需求方面, 相比于国内最终需求, 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下降, 我国产品对国际循环最终需求的依赖程度不断降低.

企业持续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是推动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本文以2009--2022年间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实证检验地方政府环保关注度对企业绿色持续创新水平的影响. 研究发现, 地方政府环保关注度能够提升企业绿色持续创新水平, 表现为地方政府环保关注度越强, 企业绿色持续创新水平越高; 区分企业绿色持续创新活动类型发现, 地方政府环保关注度同时促进了源头管控绿色持续创新水平和末端治理绿色持续创新水平, 但对源头管控绿色持续创新水平影响更明显; 影响机制分析表明, 地方政府环保关注度通过增加环保资源补偿与强化企业管理层环保认知, 进而提升了企业绿色持续创新水平; 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揭示, 在CEO有绿色经历、稳定型机构投资者、重污染行业和环境重点保护城市的样本中, 地方政府环保关注度对企业绿色持续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强烈. 经济后果检验表明, 地方政府环保关注度有利于提升企业环保绩效, 能够改善企业环境表现、增加企业环境优势、降低企业污染物排放和环境治理费用. 本文以企业绿色持续创新水平为切入点, 探讨了地方政府环保关注度的微观层面经济后果, 为当前推动经济向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

融资约束被广泛视为制约企业创新的关键因素, 但缓解融资约束是否一定能促进企业创新却有待探讨. 有鉴于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信贷为主体, 本文主要考察信贷扩张能否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并分析其机制. 利用2015年“取消存款利率上限”政策的实施作为信贷扩张的外生冲击, 本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分析显示政策实施带来的银行存款竞争效应使得民营企业相对于非民营企业获得的贷款规模显著增加, 然而企业在获得额外信贷资源后其创新投入和产出无显著变化. 上述结果在高新技术企业与战略新兴企业等具有较大创新需求的样本中保持不变, 对各地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也不敏感, 并且与企业获得的贷款期限结构无关. 进一步分析发现, 企业在信贷扩张后配置了更多金融资产, 特别是短期金融资产, 说明创新主观意愿不足更可能是信贷扩张并未带来企业创新增加的原因. 本文研究揭示促进企业创新不能仅仅依赖于信贷扩张, 而应结合创新驱动战略, 改善创新环境并减少企业短视行为, 通过提升创新相对回报来促进企业乐于创新.

本文考虑由供应商、 生产商和消费者组成的供应链, 供应商和生产商根据市场情况决策碳信息披露度及产品溢价. 引入消费者信息信任度、 消费者信息敏感度和信息共享收益系数等参数, 分别构建了信息不对称下的供应链碳信息披露模型以及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供应链碳信息共享模型, 比较分析了不同决策模型中的最优决策. 研究表明: 1)随碳信息披露成本系数的增大, 供应链决策分为供应商和生产商碳信息全披露, 仅生产商碳信息全披露以及供应商和生产商碳信息部分披露三个阶段, 决策主体的最优决策整体呈下降趋势. 2)存在某一碳信息上链成本系数临界阈值, 使得供应商的碳信息披露度更高, 除此之外, 生产商的最优碳信息披露度始终不低于供应商; 当产品初始价格小于某阈值时, 生产商的最优产品溢价更高; 且生产商的最优决策对相关参数的变化更敏感. 3)当碳信息上链成本系数小于一定比例的传统碳信息披露成本系数时, “区块链+碳信息”共享机制下决策主体的利润远高于信息不对称下的利润.

自2015年股灾以来, “国家队”基金的交易行为备受投资者关注. 本文以2015年第三季度至2021年第四季度A股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数据为样本, 研究“国家队”基金持股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影响.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 “国家队”基金持股加剧了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 进一步分析表明, 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与股价同步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此羊群行为并非是对“国家队”基金持股行为的盲目跟随, 而是机构投资者基于市场共同信息及私有信息共同作用的伪羊群行为. 这一效应在牛市、 熊市或震荡市期间均显著, 但在熊市期间影响有所减弱. 本文的研究加深了对“国家队”基金干预效应的理解, 为科学管理“国家队”基金提供了重要参考.

国有企业在吸收并化解我国经济体系中面临的各种重大风险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关于其作用机理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利用LASSO-VAR模型构建A股上市公司的高维风险溢出网络, 度量国有企业吸收风险水平, 进而构建计量模型检验国有企业吸收风险及其机制. 实证研究发现, 国有企业显著吸收并化解风险在企业间的传染, 尤其是在风险较高时期. 特别地, 国有企业主要是通过增加投资间接带动产业链其他企业的需求; 提供商业信用供给缓解其他企业资金缺口; 以及稳定上游企业的生产活动而实现的. 进一步检验还发现, 国有企业吸收并化解风险的能力与地方金融发展水平、地方政府的干预程度、企业规模、所处行业性质相关. 本文的研究为国有企业稳定经济增长提供新的视角和证据.

环境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 而在经济新常态背景和经济下行压力下, 失业风险加剧. 在污染治理过程中, 能否实现促环保与稳就业的双赢局面?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 构建了2014-2018年劳动力就业调整的面板数据, 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十三五”规划中${\rm PM}_{2.5}$约束性指标对劳动力就业调整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rm PM}_{2.5}$约束性指标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劳动力参与工作的概率. 具体来看, 随着约束性指标的提升, 有工作的劳动力失去原有岗位的概率将明显上升, 而失业劳动力再就业的概率可能发生下降, 同时劳动力迁出居住地的概率也随之增加, 但是劳动力更换工作的概率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以上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与此同时, 劳动力的就业调整存在明显地区和个体异质性. 规划颁布前环境规制程度高、产业高级化程度高的地区在指标影响下受到的负向冲击更小. 约束性指标对于在制造业、建筑业工作以及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的负向影响更大. 机制检验表明, 在${\rm PM}_{2.5}$指标的影响下, 高指标地区相对于低指标地区企业数量减少、生产规模缩小并且外商直接投资下降, 从而进一步对劳动力的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并且这些负向影响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本文研究为中国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 权衡环境治理与稳定就业的关系提供了经验依据.

当前, 我国正在推进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迫切需要研究可同时揭示新能源电力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的市场化交易机制. 本文构建考虑电碳协同机制的多电力产消者间电碳交易博弈模型, 采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求解电碳协同市场均衡价格, 揭示电碳协同机制对市场均衡价格和社会福利的作用机理, 并分析免费碳配额及产消者数量等关键参数对市场均衡的影响. 结果表明电碳协同机制能够降低碳市场均衡价格, 提升产消者的整体社会福利, 减少购碳成本, 激励产消者更多地消纳绿色电力, 且产消者数目越多, 规模经济效益越显著; 免费碳配额缩减将提升碳市场均衡价格, 更能揭示新能源电力的环境价值, 推动电碳市场协同发展. 该研究形成了考虑绿电环境价值的产消者电碳联动交易机制, 为电碳市场协同运行提供理论方法支撑.

企业ESG"漂绿"会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和社会信任危机等不良后果, 探究其深层原因及发生情境尤其重要.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检验不同制度来源的合法性压力与企业ESG"漂绿"的关系, 以及融资约束和行业竞争度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 规制合法性压力与企业ESG"漂绿"显著负相关;规范和模仿合法性压力与企业ESG"漂绿"显著正相关.作用机制检验发现, 融资约束和行业竞争度强化了规制合法性压力对企业ESG"漂绿"的抑制作用, 融资约束强化了模仿合法性压力对企业ESG"漂绿"的促进作用;制度合法性通过内部控制影响企业ESG "漂绿" .异质性分析表明, 在国有企业和重污染行业企业中, 制度合法性压力与企业ESG"漂绿"的关系更显著.本文基于组织退耦视角的研究有助于厘清企业ESG"漂绿"的深层动因及约束条件, 对推进我国企业ESG实践, 促进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在此背景下, 本文使用2011至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 分析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较高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不利于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 进而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 在地方政府干预意愿与干预能力更强地区、融资约束更严重企业, 以及非高新技术与劳动密集型行业, 上述结果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 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会驱动地方政府官员扭曲财政支出结构、削减公共服务支出, 引导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削减创新研发支出, 从而抑制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本文不仅丰富了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人力资本领域的文献, 也为国家优化官员考核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当前, 尽管全球经济再平衡取得重大进展, 但包容性增长依然是亟待解决的重大议题.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构建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量化评估模型, 进一步利用结构分解分析探究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 最后考虑到国内增加值和国民收入的背离, 对属地和属权口径下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进行比较研究. 实证结果表明: 属地和属权口径下世界收入差距(尤其是南北差距)呈现为下降态势, 表明世界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 但要警惕的是, 以国民收入衡量的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在期末呈现出恶化迹象. 进一步分析表明, 投入结构, 最终需求和人口的变化共同促进了世界收入差距下降. 其中, 南北经济体的增加值率分化差异扩大了世界收入差距, 但这种负面效应被南北经济体间日益紧密的中间品/最终品贸易联动效应所抵消; 此外, 最终需求规模扩张也是促进世界收入差距下降的重要因素. 本文对于理解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及驱动因素, 以及未来如何有效提升包容性增长具有参考启示.

基于多国面板数据, 采用双阈值变量面板模型分析在不同经济环境阶段, 物质、人力和技术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影响. 研究发现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存在着显著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双阈值效应. 当经济处于高通胀低增速区间时, 需要防范经济进入衰退阶段, 而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增速普遍下滑, 因而控制通胀的过度升高, 成为稳定经济、调节市场的重要举措之一. 并且双阈值效应会根据国家发展程度呈现出异质性, 发展中国家的双阈值相对较高, 且经济增长仍以依靠人力投入为主, 高通胀低增速区间对其经济持续发展最为不利; 而发达国家的双阈值普遍偏低, 处于双高区间的经济增长模式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存在较高风险, 现阶段控制通胀是发达国家最需要关注的问题.

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是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 本文以2005年取消农业税为准自然实验, 通过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地方财政压力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研究发现: 地方财政压力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在中小企业、 金融发展水平落后地区、 财政自给率较低地区以及劳动密集型行业中, 这种负向关系更为显著. 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 财政压力会导致地方政府提升税收与非税收征管力度、 加大举债力度, 进而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 此时, 企业会削减人力资本投资以平滑固定资产投资, 进而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地方财政压力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领域的研究, 也为如何改善初次分配结构、 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在高维数据背景下,传统的因子定价估计方法可能无法准确判断定价因子的有效性.鉴此,本文构建了双重选择LASSO模型,估计了定价因子的随机贴现因子载荷,以替代估计风险溢价的传统因子估计方法,籍以在高维数据背景下准确判断出定价因子的边际有效性.本文继而收集了85个资产定价因子,构建了我国股市的高维定价因子库,并发现在2014年之后发现的15个定价因子中有7个定价因子是边际有效定价因子.此研究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都基本保持一致,由此多番验证了本文实证方法的稳健性.通过进一步分析,本文还在时变随机贴现因子的情况下发现了上述定价因子的有效性基本保持一致.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举措. 本文基于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采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评估了试点开展对农业转移人口消费水平的影响. 研究表明: 相比非试点地区, 试点地区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水平明显提升,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都对该结论给予了支持. 机制分析表明, 试点开展通过增加收入、增强公共服务可及性和身份认同感, 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水平. 试点在方言多样性程度低的地区具有更强的效应, 并且更能提高受雇和省内流动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水平. 此外, 试点开展使农业转移人口日常消费和住房消费均得到提升, 并且在县和县级市具有更强的效应. 本文结论为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提供了理论阐释和经验证据.

本文考虑了联合充换电操作的新能源汽车换电站的选址定容问题. 换电站内部充换电操作是连接换电需求与换电站选址定容决策的关键一环, 但以往研究都忽略了对该过程的详细刻画. 本文将换电站内部充换电操作建模为多周期优化问题, 并给出了该问题最优解的结构性质. 在此基础上考虑换电需求的不确定性, 将换电站内部运营与换电站选址定容决策结合起来, 构建了分布式鲁棒优化模型和目标鲁棒式优化模型. 针对模型中难求解的多阶段问题, 本文利用线性决策准则近似求解两模型, 并将融合辅助变量的升维技术扩展到考虑情景的多阶段鲁棒优化模型中, 从理论上给出了升维前后模型之间的关系. 最后进行数值实验, 验证了本文所提模型和升维技术的有效性.

制造业结构的高质量转型是进一步激发节能减排潜能的关键. 为精准预测制造业结构调整的趋势, 本文以增长、就业、节能、降碳为多重目标, 以投入产出方程及碳达峰目标为主要约束条件, 构建制造业结构的多目标优化模型, 并利用基于双群体的协同进化框架求解, 得出如下结论: 在确保碳达峰的前提下, 制造业结构的调整能有效促进各目标之间的权衡、取舍及协调统一. 随着所占比重的持续增加, 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其他制造业最终将成为在制造业中占比最大的两类行业. 制造业的低碳高质量发展不能简单地依赖于压缩高耗能的产能, 实现生产原料、生产过程、产品等的深度低碳化转型或结构优化才是关键所在.

极端天气如何影响公司内部治理以及高管的自利行为, 是探究气候变化微观经济后果的关键问题. 本文利用2010-2020年中国各地级市天气情况与上市公司相匹配的数据, 实证检验了极端强降水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影响. 研究发现, 极端强降水的发生会导致企业价值被市场低估, 股票流动性降低, 企业也将面临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 如果高管进行机会主义减持, 则其减持收益更少、潜在风险更高. 因此, 极端强降水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起到了抑制作用. 进一步研究发现, 在空间布局较为集中与媒体报道相对较少的企业中, 极端强降水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本文从极端天气的角度拓展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外部治理机制, 同时进一步丰富了极端天气对微观企业经济行为的研究边界, 对深入理解极端天气的经济后果具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