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能源商品金融化的不断加深，能源金融成为一个新兴的前沿领域，开始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首次较全面地梳理了能源金融理论的发展脉络，从能源价格驱动因素、能源市场建模与预测、能源资产定价与套期保值、能源-商品-金融市场相关性、能源行业投融资以及能源公司金融六个方面描述了能源金融的研究进展，凝练出各方向的研究热点.进一步，本文提出了大数据能源金融、人工智能+能源金融以及能源金融与能源安全三个前沿研究方向.通过本文的梳理，对当前的能源金融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能够为推动能源金融理论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导意义.

A股市场的交易机制和投资者结构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存在差异，是否存在类似于美股的由异质投资者角力所导致的市场异象成为学界与业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文从异质投资者之间多空对决视角出发，基于隔夜收益与日间收益分解，探讨了股票日内收益反转（高开低走或低开高走）的频繁程度是否对股票未来收益具有预测能力.实证结果表明：中国A股市场存在显著的“高开低走”异象，持续期可达6个月，但不存在“低开高走”异象；“高开低走”异象在小市值、高成长的“魅力股”上尤为明显，且市场情绪、博彩偏好、套利限制等因素引发的错误定价有助于解释异象成因.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提供了关于中国A股市场异象的新的经验证据，也对降低异象影响、优化市场效率、提升监管效能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文基于Diebold和Yilmaz (2012)提出的溢出指数, 研究2006年6月至2018年10月中国、美国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金融效应. 选取宏观金融的核心领域, 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股市、汇率和大宗商品的静态溢出效应及其动态变化, 并进一步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金融效应的空间异质性. 本文的主要结论为: 第一, 比较中国自身和其他经济体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效应, 中国自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金融效应最强. 稳定股票市场, 预防外资恶意做空中国股票市场是规避宏观金融效应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手段. 第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宏观金融市场的净溢出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 且与特殊事件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第三, 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金融效应空间异质性主要表现在溢出强度和溢出同步性两个方面.

本文采用基于GED 的ARMA-(T)GARCH-VaR 模型, 借助风险Granger 因果检验方法考察中国泛金融市场 9个子市场在5个时期的下行和上行极端风险溢出效应, 进而通过有向加权复杂网络刻画各个子市场之间的极端风险溢出演化规律. 实证结果表明, 子市场间的极端风险溢出效应具有时滞性, 在风险溢出网络中越极端的风险传播能力越强、效率越高. 下行和上行极端风险溢出效应具有不对称性, 在多个时期上行风险的传播能力强于下行风险. 极端风险溢出网络在5个时期的中心节点不断变化, 但能源子市场始终是主要的上行极端风险溢出的接受者. 金融危机过后大宗商品和债券子市场在网络中输送极端风险溢出的能力增强, 且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极端风险溢出效应.

对日内收益率的预测是学术界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 基于日内跳跃和日内动量的视角, 研究探讨了中国股票市场的日内收益率预测. 主要实证结果为: 基于LM跳跃检验识别跳跃成分, 并以此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动量模型中, 利用迭代窗口和样本外预测检验手段发现跳跃有助于增强日内动量效应, 即第一个半小时和 (或) 第七个半小时的收益率对最后一个半小时收益率的预测能力显著提升; 另外, 利用投资组合策略来评价日内跳跃对模型的经济价值影响发现, 相比已有动量模型, 含有跳跃的动量模型可获得更高的组合收益, 而且还具有更低的组合风险; 进一步, 还探讨了在金融危机前后、不同的波动率和交易量时期日内跳跃对日内收益率的预测影响, 发现在非危机时期、高波动和中交易量时期日内跳跃能显著提升对最后半小时收益率的预测精度.

目前鲜有关于债券市场中企业风险信息披露的研究文献.本文以2006-2017年间在上交所和深交所发布的债券募集说明书为样本，通过对企业风险信息进行文本分析，研究了公司风险信息披露行为对债券风险溢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债券募集说明书的风险披露程度与债券风险溢价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债券的担保条款、产权性质、发债企业绩效以及投资者的风险敏感性，对风险披露程度与债券风险溢价的正相关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这证实了债券募集说明书的风险披露程度上升会提高投资者的违约风险感知，从而导致债券风险溢价上升的影响机制.

银行业信用风险冲击和传染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导火索之一，而金融危机的加深导致流动性风险冲击会进一步加剧银行业风险.基于中国资产规模最大的50家代表性银行的同业债权债务关系，通过最大熵方法构建了阈值过滤后的银行业双边同业资产-负债关联网络，进一步在完全网络和"核心-边缘"网络下分别模拟了信用风险单冲击以及信用和流动风险双冲击叠加下的银行业风险传染路径、波及范围和程度.结果发现，第一，从风险易感染程度来看，农村商业银行最高，而大型商业银行最低，从风险破坏程度来看，处于网络中心、资产规模大的银行更强；第二，当信用、流动风险二维冲击时，风险传染效将增强，传染阈值也会相应降低；第三，长周期银行业拆借网络分析发现过滤后的中国银行业网络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当市场从完全网络变为核心-边缘网络时，银行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会有所下降.研究结果不仅可以为商业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提供建议，而且可以为监管机构风险监控提供借鉴.

作为外部环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影响新股定价?本文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A股IPO抑价的影响，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IPO抑价显著负相关；路径分析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虽然会降低股票的发行价、带来IPO抑价率的增加，但也会降低投资者对公司的价值认可度，导致IPO抑价降低，且投资者对公司价值认可的作用更大；进一步，企业股权性质、有无风险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IPO抑价率的影响，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机构投资者的价值认可而导致的IPO抑价率的降低，较个体投资者的作用更大.因此，政府应考虑政策的连续性，降低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者的负面影响.

增加企业竞争力，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实务界和学术界关心的热点问题，但前人研究缺乏系统性讨论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外资股权对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本文采用2006-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实证检验外资大股东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的影响，然后分析异质性企业对它们二者关系的影响，最后讨论外资大股东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发机制和信息溢出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外资大股东持股能够显著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但只有长期持股才能够显著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当对外直接投资于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以及上市公司产权性质是非国有时，外资大股东持股的影响更大；外资大股东的创新机制不能提高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但信息溢出机制起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异质性理论，而且在实践中为中国开放资本市场以及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政策参考.

近年来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也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带来了不同程度的风险.深入研究影子银行的风险传导机制，提出适当的监管对策，适时化解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有向无环图（directed acyclic graph，DAG）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tructural vector autoregression，SVAR）及脉冲响应，本文对影子银行与商业银行、货币供给、证券/债券市场、房地产、宏观经济之间的风险动态传导进行了合理测度，从货币政策、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三种传递渠道，深入探讨了影子银行的风险传递.研究结果表明，无论短期还是长期行为，影子银行的风险主要受到货币政策渠道的影响，它可在一定程度上放大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且当商业银行受到一定的风险冲击时，影子银行遭受风险的概率也相应增加.从短期行为分析，影子银行的风险会通过汇率向实体经济进行传递，而在长期方面，影子银行的风险则会通过资产价格渠道传染到债券市场.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简称VC）能否筛选出优质企业进行投资并促进被投企业的业绩改善，是判断新兴市场国家风险投资行业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这一问题，针对国内市场的研究匮乏.本文以中国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VC能否筛选出优质企业以及能否为被投企业带来业绩改善，并进一步探讨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基于逻辑回归，VC未必能筛选出优质的企业，表现为企业业绩变量回归系数不显著；2）基于模糊断点回归进行内生性调整后，VC能够促进被投企业的发展，对被投企业的业绩改善有正向作用；3）从经营效益和创新角度研究VC影响企业业绩的潜在机制发现：一方面，VC降低了被投企业的销售成本率，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益；另一方面，VC的进入为被投企业带来行业经验和资源等，促进被投企业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创新，从而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经营业绩.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国内VC具有"增值"作用，能够创造经济价值，但不具有"筛选"作用，揭示了VC对被投企业业绩的影响及潜在作用机制，为VC能促进被投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证参考.研究结果对于企业、风险投资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从风险反馈视角，研究跨银行与企业部门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与传染效应.基于债务排序方法构建了银企系统性风险测度模型，并基于2018年中国银企间借贷数据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银行节点在银行层的债务等级小于在企业层的债务等级，而企业节点在企业层的债务等级小于在银行层的债务等级；银企信贷系统中存在少数系统重要性银行和企业，其系统性风险贡献度高；随着银行或企业的信贷规模增大，所对应的总债务等级越高，而且总债务等级与信贷规模呈现非线性特征；随着信贷宽松程度变大，银行与企业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呈现下降特征；在不同信贷宽松政策下，由企业所引发的总信贷损失始终大于银行，而且造成的银企信贷系统崩溃的阈值始终小于银行；信贷政策宽松程度对维持银企信贷系统的稳定性具有积极影响，特别对银行的作用更为显著.

在成熟度较低的中国股票市场，探究交易者有限理性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和价格发现效率的均衡关系.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信息摩擦和交易者学习的两期经济模型，通过引入预期偏差和参考点依赖偏好来刻画交易者的有限理性特征，分别讨论了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条件下的市场出清过程，并给出了盈余公告后价格漂移现象的理论解释和抑制由交易者有限理性导致的价格异象的途径.结果表明：1）在其它条件相同时，价格发现效率与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与交易者有限理性程度负相关；2）交易者的参考点依赖偏好是导致盈余公告漂移现象的重要原因，当上市公司公告为好消息时，交易者处于盈利状态，倾向于风险厌恶，会低估资产价值，因此市场出清价格要低于公司实际价值，长期来看，股价会倾向于进一步上涨.当上市公司公告为坏消息时，由于投资者处于亏损状态，倾向于风险偏好，会高估资产价值，因此市场出清价格要高于公司实际价值，长期来看，股价会倾向于进一步下跌.研究结论对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和提高中国金融市场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在现实金融市场中，上市公司为迎合投资者情绪可能进行正向盈余管理，通过降低信息披露质量使上市公司市场价格大幅高于其内在价值，因此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是降低交易者有限理性负面效应的关键.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2007-2016年半年度开放式基金持股数据，研究主动型基金和被动型基金持股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主动型基金持股降低了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而被动型基金持股提高了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本文采用子样本回归以及工具变量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控制潜在的内生性等问题，得到了一致稳健的结果.进一步分析发现，主动型基金通过增大市场噪音对信息披露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而公司治理的改善是被动型基金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主要原因.本研究对资本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发展目标的制定具有启示意义，监管部门应积极采取措施发展价值型机构投资者，充分发挥其公司治理功能.

基于2013-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即增加长期有息债务、降低短期有息债务占比.此外，相比于建筑、房地产等高负债行业的企业，低负债行业的企业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投资会显著提高自身债务率；从债务期限来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会增加高负债行业企业的长期有息债务.进一步研究表明，资产流动性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影响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作用渠道.

如何平衡企业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文研究了实际控制人籍贯地发展水平对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行为提升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籍贯地发展水平越差，企业慈善捐赠越多；相对于实际控制人籍贯地发展水平好的企业，实际控制人籍贯地发展水平差的企业其慈善捐赠与绩效的正向关系更明显.这说明，籍贯地发展水平差的实际控制人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最大化企业绩效，也说明了慈善捐赠是缓解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本文从籍贯这一非正式制度层面研究了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和后果问题，从微观层面提供了实际控制人异质性能够改善社会责任的积极证据.

本文考虑二级市场信息获利因素引发的询价机构在报价方面存在的道德风险，结合新股配给规则，通过理论和实证模型分析二级市场信息获利对询价机构报价行为的影响机制.理论模型表明：二级市场信息获利使得询价机构存在未真实报价的道德风险，市场通过最大化高报价投资者申购份额的配售方式以减少未真实报价的道德风险，从而二级市场信息获利使得参与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具有高报价倾向.在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中，基于2010年10月到2018年6月在中国A股上市的1234家IPO公司的详细报价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实证结论支持理论模型结论；进一步通过分类别、分行业、分阶段地研究，发现询价机构高报价倾向受二级市场信息获利的影响程度存在类别和行业差异.本文首次考虑二级市场信息获利这一诱发道德风险的因素对询价机构报价行为的影响，发现询价机构存在"把信息留在桌子上"的道德风险，同时为市场"价高者得"的配给规则提供了理论支撑，对政策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本文以2007-2016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地区市场环境对企业参股银行业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参股银行业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市场环境影响了企业参股银行业的意愿和行为，在市场环境较差的地区，企业更有可能选择参股银行业.与没有参股银行业的企业相比，参股银行业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而且其贷款成本更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参股银行业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在那些处于市场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揭示了在市场环境不完善的制度背景下，企业建立与银行之间的股权关联的行为动机和经济后果.

本文构建了一个考虑投资者情绪和CDS交易对手偿债能力的全局博弈模型，探讨CDS交易对手流动性风险的传染机制.研究表明：当参考资产信用评级下降时，流动性风险在CDS交易对手之间传染是基于投资者对参考资产违约概率预期和CDS交易对手偿债能力的信念更新与行为转换.当投资者预期参考资产违约风险增加时，预判其他类型投资者对待参考资产违约的态度，并据此决定是否对于CDS卖方开展挤兑，引发CDS卖方的流动性变化；当投资者观测到CDS卖方的流动性变化时，预判其他类型投资者对待参考资产违约和CDS卖方违约的态度，并据此决定是否对于CDS买方的开展挤兑.此外，CDS交易对手流动性风险传染与债券到期时悲观债权人收益的贴现因子正相关，与参考资产违约回收率负相关，与CDS合约票息率正相关.得到的政策启示如下：标准化信用评级手段，提高信用评级的权威性及准确性； CDS产品定价应当充分考虑CDS卖方的流动性风险； CDS买方在CDS合约生效后应当继续认真落实贷后监管工作，适时提高贷款抵押品价值；提高大债权人群体（即机构）的风险辨别能力，充分发挥大债权人群体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反收购强度对公司控制权防御的影响与最优反收购强度的选择，并将大股东掏空行为纳入分析框架.首先，在三种不同的反收购决策权归属的情况下，分别考察目标公司的中小股东，代表大股东利益的管理层以及潜在主并企业的三方博弈行为.其次，构建了反收购强度如何影响公司控制权防御的理论模型.最后进行了数值分析，综合阐述了反收购强度对潜在主并企业的出价及目标公司并购概率的影响.主要研究结果表明：1）除开传统文献中提出的谈判收益假说与管理层堑壕假说，反收购条款的控制权防御作用同时也受到目标公司反收购决策主体的影响.2）在三种不同的反收购决策权归属的情况下，主并企业的最优出价均随着反收购强度增加而升高，且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增高，最优出价也将会进一步提升.3）反收购强度和反收购决策权的归属是影响并购概率的两种重要因素，当明确反收购归属权时，并购概率随着反收购强度的加强而下降；当目标公司改变反收购归属权时，即使反收购强度增大，并购概率也可能会上升.